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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生在陕南商洛秦岭边上，恰好是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处。他有着南方才子的灵秀、浪漫文笔，却一直告诫自己不能堕入纯粹的小巧精致或者轻佻油滑中。长期生活在关中平原，让他的文风愈显厚重。
在秦砖汉瓦间写作
贾平凹是一位内秀之人。心中自有乾坤，却不爱说话，回答问题时总是寥寥数语，惜字如金。
他的工作室位于顶层13楼，一进门，它哪里是单纯的写作之地，简直是个微型博物馆。复式的单元房，从玄关处就摆着各种雕像、石刻、秦汉瓦当，一直延伸到整个房子。入内一看，地上摆了一层，多层格的柜子更是里三层外三层，满满当当，天花板也利用起来，该挂的挂，该镶的镶，于是博物馆又进阶成仓库。
再仔细打量，每样东西都摆放讲究。通向阁楼的台阶上，左右两边每层两只小石兽，一左一右，面向客人，夹道相迎。客厅当中台桌上是一块巨大的奇石，中间凹陷进去，似大砚台，又似聚宝盆，正胡乱猜着，主人开口解释了：“我名字里有个凹字，这石头正合我的名字。”
贾平凹喜欢这类“不言自喻”的物件。形状如蛙的石头、古董在他家里随处可见，他甚至找到了一块刻着“金”字的瓦当，反过来放着，字形恰巧是“平凹”。
贾平凹特意在书桌前放了一面铜锣，笑说“开工”时也会敲一声。民间俗语里有：“锣声一响，好戏登场。”贾平凹的锣声响过，恰如一条分割线，将都市的喧闹隔绝于书桌外，让他自由自在地于纸上刻画一条条山脉、一座座村庄、一位位乡人。
扎在心里10年的故事
《极花》是在这个书桌上写出的最新长篇小说。小说是虚构的，但有原型。整整10年，原型的事都像刀子一样扎在贾平凹的心里，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10年前，西安的一间出租屋里，贾平凹的老乡向他诉苦：人走了，又回那个地方去了。
话中的人，是老乡的女儿。初中辍学后从老家来西安和收破烂的父母仅生活了一年，便被人拐卖了。父母整整3年都在寻找，靠卖破烂每攒够5000元路费，便出去寻一次。好不容易找到了人，打得头破血流地把人解救回来，半年后，女儿却主动回到了被拐卖的那个地方。
贾平凹当时惊得半天都没说出一句话来。激愤、震惊、悲哀、不解，种种情绪困住了贾平凹的笔，也许只有时间才能帮他脱去束缚。
现实则带给贾平凹种种思索。他是喜欢在现实里追寻的作家。年轻时，贾平凹的采风方式就很豪迈：一座秦岭，西起定西岷县，东到陕西商州，他是沿山走的，走过了横分中国南北的最大的龙脊；一条渭河，源头在定西渭源，入黄河处是陕西潼关，他是溯河走的，走的是最能代表中国文明的血脉。
《极花》中，贾平凹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让这个叫胡蝶的女子唠唠叨叨，一笔笔描摹出她从被拐到获救，再到重回“火坑”的所见所闻和心路历程。“看起来写的是倒卖妇女的问题，但其实不是单纯写故事，而是写目前城镇化背景之下，农村面临的一些困境。”
记录变革中的乡土中国
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曾评价贾平凹：“不惜对现实、对日子做着社会学意义的忠实记录——这种写作变化，从《秦腔》就开始了”。
《秦腔》是贾平凹第一次全面写到他的家族和村子。那些年每次回乡，村里的变化离他记忆中的故乡越来越远，传统的乡土文化一步步逝去，他于是冲动着要为归去的故乡竖一块碑。《秦腔》中，有对过去的缅怀、想念，也抒发着农民剥离乡土的艰难。
同《秦腔》类似的作品还有《高兴》。《秦腔》如果是一群人的剥离乡土，《高兴》就是一个人的历程，人物原型是贾平凹的发小，两人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同学。贾平凹鲤鱼跃龙门，成了著名作家；“刘高兴”则在当兵复员后回农村，做过泥瓦匠、吊过挂面、磨过豆腐、摆过油条摊，年过半百后进城，靠收破烂为生。他一心想成为城里人，但却注定无法融入城市。
《带灯》则是从基层干部的角度，写一个被现代化进程裹挟的村镇。女大学生萤来到位于秦岭地区的樱镇工作，负责综合治理办公室的维稳事宜。她不满“腐草化萤”的说法，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带灯”，与形形色色的上访人员打交道，解决最基层的问题，这其中有苦恼，有矛盾，也有担当。
2014年的《老生》，更是一首20世纪中国的“悲怆奏鸣曲”，4个故事跨越20世纪初到当代——李得胜、匡三、老黑们的“革命”；马生、栓劳、白河们的“土改”；老皮、刘学仁、冯蟹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文革”；老余、戏生们的新时代“发展”。每个故事对应着一个时代，20世纪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几乎全有了对照。
乡土中国在城镇化进程中无可挽回地沦陷着，这是时代的苦痛，也难以否认是时代的进步。贾平凹说：“作为一个作家，肯定不能像决策者一样，去从各个方面考虑国家怎么个走法，政策怎么个制定法。作家思考的，可能只占其一点吧，对什么有兴趣就深挖这个东西，别的啥都不管了。当然希望是全面把握，越全面越好，慢慢积累，帮助大家思考这个东西。”
文学一贯的大胸怀
《老生》出书时，封底印过贾平凹的一首诗：“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山兮深谷行。”他是那种心怀冷暖、肩担道义的作家，曾经自叙道：“‘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只好辍学务农……当教师的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而我就是黑五类子弟，知道了世态炎凉，更经历了农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整肃、改造、统一着思想和行为。再后来，以偶然的机会到了西安，又在西安生活工作和写作，又后来是改革开放了，史无前例，天翻地覆，我就在其中扑腾着，扑腾着成了老汉。”
这条命运之路，贾平凹经常回望。“当我从一个山头去到另一个山头，身后都是有着一条路的，但站在了太阳底下，回望命运，能看到的是我脚下的阴影，看不到的是我从哪儿来的又怎么是那样地来的……命运是一条无影的路吧。太多的变数，沧海桑田，沉浮无定，有许许多多的事一闭眼就想起，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想，有许许多多的事常在讲，有许许多多的事总不愿去讲。能想的能讲的已差不多都写在了我以往的书里，而不愿想不愿讲的，到我年龄花甲了，却怎能不想不讲啊？！”
这是他写作《老生》的初衷，也是他文学一贯的大格局、大胸怀。
从这10年或者一个更长的时间段来说，文学正一步步边缘化，贾平凹称之为“地盘越来越小”。
曾经经历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文学从保守到开放、从晦暗到斑驳的时期；近10年，又眼见着文学和这个社会一起摸索前行，曲折往复……保守的、先锋的，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民族的、西方的，一路走来，就有了现在的贾平凹。
变与不变
十年，对于贾平凹来说，不仅仅是深思一个故事，写几本小说。周围的很多东西都在发生着变化。
对风水的看法在变。“古老的西安为啥能成为十三朝古都，它前有渭河，后有秦岭，历史上灾难少，风沙少，气候好。但现在雾霾一来，反而成了坏事情。这个风老不得来，雾霾老不得走。”
书法在变。工作室客厅里挂着他自己写的字，总是过一段时间就换。如今这幅挂了有一年了，“神为”，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意境大，字也大，气势磅礴。
写作的境遇在变。他不是没经历过挫折的作家。上世纪80年代，评论家们一度批评他文章变得灰暗、悲观，他吸取批评，躲到陕西的几个小县城里继续创作。上世纪90年代，更大的打击袭来。1993年，他出版了反映城市知识分子生活状态的《废都》，前半年好评如潮，后半年风向突然变了，书成了禁书，省作协、市作协层层开座谈会，处处是批评。加上身体病痛，他一度疲于应对。但仍丢不下写作，用陕西人骨子里的生冷蹭倔一点点码字，用一页页文章为自己疗伤。长篇小说《高老庄》1998年在《收获》杂志上发表，《怀念狼》出现在《收获》杂志2000年第3期上，再到2002年出版长篇小说《病相报告》，这整整十年，一定也难以忘怀。
之后便是更多的佳作频现。2008年，贾平凹的《秦腔》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听到消息，有记者问他当时的心情，贾平凹只说了4个字：天空晴朗。然后出去吃了一顿羊肉泡馍。次年，《废都》解禁。
不变的更多是内心的东西。
依旧用一支笔纯手写创作，不用电脑。
依旧醉心于收藏，且兴趣庞杂。
依然悲悯。老朋友说他“下脚都怕踩着一只蚂蚁”。他家里有只老鼠，已“养”了4年。朋友送他一个带陷阱的笼子，放了一晚上，他一夜担惊受怕把这条小生命“祸害”了，清早起来又把笼子收走。老鼠啃了他最珍贵的拓片，他狠骂一顿，骂完又笑：还是只“文化老鼠”。
（《环球人物》2016年第5期 王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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