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倪志福讲自己的故事

    二十年前，北京市委宣传部曾组织编写一套系列丛书，选择以李瑞环、倪志福、时传祥、张秉贵等为代表的各条战线上的杰出人物作为采访对象，以展示他们的精神风貌……我应邀成了这套系列丛书的作者之一，分给我的任务是采写倪志福(1933-2013)。

    曾有分析文章说，倪志福在中国政坛虽说不上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但他却默默地创造了一项纪录：自崛起三十多年来，历经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时代，直至上世纪90年代的党中央领导机构，倪志福一直稳居政坛高位，安然无恙。

    他说：“我这个人没有野心，做什么事都实事求是。我不跟人，跟党的方针政策走。我是用毛泽东思想来判断是非。”

    1996年1月8日上午，我如约来到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位于全国总工会大楼的办公室。

    落座后，我递上了一份采访提纲。倪志福接过来翻看了一下说：“这里面的东西太陈旧了，我给你讲点从未报道过的事情吧！”

    “那太好了。”随即，我将录音机放到了他的面前。

    用土法造出了东方红5号火箭

    现在好多人都知道我是因制造钻头出名，对的，这是一个方面。但不知道送卫星上天的东方红5号火箭，也是我组织人搞出来的。

    “文化大革命”中两派群众打派仗，不干活了，送卫星上天的火箭没有人搞。周总理冒火了，很着急，就把这项任务交给上海和北京，由工人来干。

    那时我已是中央委员，九大当选的。我们接受了任务。实际上光工人干不了，我搞了“三结合”的班子。那时是军代表管厂，很支持，因为是总理下达的任务。军代表对我说，你要什么人你抽，有什么困难你可以发号施令。

    我点将点了一批技术人员、一批车工、一批铣工、一批钳工，这些都是拔尖的人。我领导着这批人马，按着设计的要求全部做出来，拿去附近的云岗试验。在试验台上试验时，都很成功。

    火箭的前面是由钱学森先生设计的，我们负责后面。加工的难度非常大，全是斜孔，人家都用精密仪器干，我们是土办法上马干出来的。人家有机床保证精度，我们是模具保证精度。

    1970年5月份交给的任务，要求半年完成，我们9月份就交货了，提前两个月。当时钱学森是七机部的负责人，得知这个消息向周总理报告说，火箭后面发动机燃烧这一部分，是倪志福搞成的。周总理很吃惊：“咦，这个人以前是搞钻头的，现在搞这个也搞出名堂来了。”

    后来，七机部管事的人都到我们618厂来开现场会。五机部的两位部长也来视察说：“七机部很满意！你们现在还叫倪志福同志劳动改造？你们不用的话，这个人我们要用。现在你们这个厂子乱七八糟，把干部都打倒了，叫倪志福牵头，领导这个厂搞生产。”

    实现年产装甲车从87辆到1000辆的跨越

    接手厂子时，我还是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被打倒了。10月份任命我为代总工程师，我们这个厂是生产装甲车的。

    1970年11月份开始改造老厂的时候，我说：第一，我一人是搞不了的；第二，制度要恢复，“文化大革命”把这些全都破坏了，现在画图的、描图的、设计的、审核的没有签名，最后签名的都是设计组、描图组，完了到我总工程师这里，将来时间长了我都忘了。你设计的，我总工程师只能原则上审查，审查总图。零件图我是不管的，总工程师不能管零件图呀！我说，这两条你们答应的话，我可以干；要不答应，我这个代总工程师的差事就没法干了。

    五机部领导说，同意你这两条意见，你这两条意见是合理的。后来，我任命了六个副总工程师：一个是搞科研的，一个是搞生产的，一个是搞工艺的，一个是搞冶金的，一个是搞机械的，还有一个是搞财务的。我们就这样干起来了。

    我所在的618厂是个老厂，原来从修理到试制小批量生产，最高一年只能生产87辆装甲车，这怎么行？老厂要改造，一年应该搞到1000辆，打仗的时候搞到2000辆。我把这个生产方案拿出来，向部里报。部里同意这个生产方案，1000辆车，投资2000万元，把厂房搞起来。

    从1970年到1973年，我穿着破棉袄与群众滚在一起，发动群众，号召群众，一心搞老厂改造。那时没有奖金，我们大干三年厂子大变样，一共花了2000万元，生产能力上去了，由过去的年产87辆到现在的年产1000辆。

    周总理教我怎样当领导

    1973年，我第一次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散会以后，周总理把我留下，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那时陈永贵还没有上来，吴桂贤也没有上来。

    总理说，你是工人出身的我们自己的专家，你现在到了最高的政治领导岗位。

    接着，总理对我讲起了党史。他说，党的六次代表大会是在苏联开的，当时吸收了一批工人出身的干部当中央委员。他给我数了数，现在一批人还在，比如陈云、谭震林，一连讲了好几个工人出身的干部。当然，有一批人牺牲了，还有一批人叛变了。

    总理对我讲，你现在到了最高的政治领导岗位，自己要注意几个问题。比如说，你刚上来，还不了解最上层的政治生活，不要自作主张，签字、批准什么东西，讲话呀要小心。因为你现在身份已经变了，你不是普通的工人了，你也不是北京市一个副书记了（那时叫书记），你现在是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候补委员，因此你讲话今后要注意呀，一切讲话以前不算数现在都要算数呀，你要向吴德同志学习。

    总理说，这个同志比较老练，稳当，比较谨慎，有领导经验，你有什么事不清楚的请教吴德同志。

    周总理就是这样跟我谈了一番话。这个我印象很深。为什么总理去世后，我要跟吴德同志两个人去医院呢，就是想着总理生前的交代。那天我们进了医院，正巧邓小平同志、汪东兴同志也到医院来了，我们四个人向总理遗体告别。记录当时的电视片、电影片都有。中间是邓小平、汪东兴，一边是吴德，一边是我。后来“批邓”了，把邓小平的像剪掉，中间空了一个人。

    (《北京青年报》3.19 颜世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