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晓江
我们社会上有许多人,因为至亲好友的逝去,总是不能从死亡哀伤中超拔出来,从此一生皆郁郁寡欢,沉浸在无穷的哀思之中,把自己的生活全毁了,过早地迈向了死途。这说明,在中国开展死亡的教育,在民众中普及生死的智慧是何等的必要和迫切。
小学生眼中的死亡
南京市少工委曾经对1068名小学生进行了一次调查,针对死亡现象,调查显示,选择“人死了,生命就结束了,不会再活过来”的学生占60.30%,有27.62%的小学生认为死亡是“在这个世界消失,去了另一个世界”,有10.67%的小学生视死亡为“睡觉、做梦”,还有10.87%的小学生认为人能够“死而复生”。
一般都认为,小学生们第一种对死亡的看法是对的,而第二第三种第四种看法则是错误的。在笔者看来,即使仅仅从生死哲学的视野来观察,这四种对生死的看法也都错了:人死决非“生命就结束了”,只不过是“生活结束了”;而人的生命可以在死后存在,却又非“去了另一个世界”,也不是“睡觉、做梦”,更不会“人死而复生”。产生这些对死亡认识错误的原因,关键在于我们原有的生死观教育无法提供给普通人看待死亡、对付死亡,并获得由死观生的精神性资源。
应该“不怕死”吗
现代中国人在生死问题上受的教育,可以一言以蔽之:“不怕死”。《红岩》等文学作品中表达的生死精神成为1949年以后影响最为深广的生死观。这种观念从本质上说非常崇高,军人、党员在战争时期和特殊的救灾过程中,为争取胜利,要勇于献出宝贵的生命,但在和平时期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笔者曾经于1968年随同父母从南昌下放到鄱阳县油墩街公社洪家生产队,鄱阳湖是周边到处是水沟水塘河流。我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子成天就在水中泡着,不久便练就了一身好水性。我也是深受英雄主义“不怕死”生死观教育长大的,所以,经常坐在水边的小山坡上,盯着水面想: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落入水中让我奋不顾身地救上来呢?即便在救人的过程中我死了,也死“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我重如“泰山”了、我“不怕死”了,那该多好啊!可是,我现在已年过半百,至今也没有遇上让我跳下水去救人的境况。
我们普通人在和平时期,特别是面对我们一般的人生状态,这种“不怕死”的生死观也许并不是一个好的生死观。孔子曾说:“暴虎冯河,死而不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那些徒手斗猛虎、赤脚过深河,至死不悔的人只是一些不爱惜生命者,对这些鲁莽行事的人,孔夫子既不赞成这样的行为亦不愿与之交往;他只愿意和遇事谨慎,善于谋划而又能办成事的人在一起。道家始祖老子也明确反对“轻死”,并认为,只有把生命看得重于天下者,方可托付天下与他。
传统生死观的衰败
既然这种“不怕死”的生死观不适合于和平时期的普通人,那么,和平时期的普通人应该建构什么样的生死观呢?
一个死亡将临者,最最揪心的灵性问题是什么?台湾专门从事临终关怀工作的赵可式博士说:大多数绝症患者都想知道:死是什么?死后我到哪里去了?我会遭遇到一些什么?我是不是白活了?我这一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这即是我们人“生从何来,死到何去”的千古一问!
其实,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中国的先贤先哲创造了非常丰富的生死智慧。比如,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人,往往视生命与生活是非个人的,而是家庭与家族大生命中的一个环节。所以,死不过就是从“阳间”进入“阴间”,成为祠堂内的“牌位”,自我仍然是家庭家族血脉中的一环。这样,他们在面对死亡时,就可因为子女儿孙生命的延续和家族的兴旺产生一种欣慰感,对死也就不那么恐惧了,此之谓“阴间与阳间”的生死智慧。
按中国道家的观念,视人之生与死如气之聚和散,亦如昼夜轮替,“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这样,人们就可以做到“死生无变乎已”,让精神“游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终则“入于不死不生”的超然之境,获得绝对的生死自由,此之谓“生死齐一”。
如果人们信仰佛教,视现实的人生为“苦海”,而“死”则不过是轮回“六道”(地狱、鬼、畜牲、阿修罗、人、天)之中介;人只要坚持修德积善,青灯黄卷晨钟暮鼓一生,终则“悟空断苦,涅槃清静”,超脱轮回,入不生不死之“西方极乐世界”,此之谓“往生”的生死智慧。
上述这些传统的生死智慧,高中低齐全,千百年来给亿万中国人以对付生死问题的精神性的资源。但是,近代以来,这些传统的生死智慧不能说完全绝迹,基本上也已“奄奄一息”了。于是,现代中国人必然因为无法沟通生与死而更恐惧死、更害怕死,从而使人生的品质难以提高。
社会教育固然可以让我们嵌入生死抉择方面的“不怕死”,但真正面对死亡降临,又有多少人能够不害怕呢?可是,我们又没有一种心灵与精神的文化的资源来对付死亡。于是,我们只好硬扛着。更糟糕的是:在社会普遍性地宣扬“不怕死”的氛围下,绝大多数面对死亡者都不好意思对他人诉说死亡之痛,无法表达对死亡的恐惧与担忧。种种情况表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立即重新构建生死观的核心价值。
(《生命与死亡:中国生死智慧》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