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梅的文学之路

    “投笔从劳”20余年后，邓友梅重新拿起了笔，他曾暗下决心，活到老学到老，勤学苦练，紧跟风尚。可是，现在活到老了，却没能学到老。正为赶不上新潮而苦恼的邓友梅，忽然发现已经到了古稀之年，“可以进入被翻过去的一页，没人跟你较劲儿了！”

    窃喜之间，时光又倏地过去10年，如今85岁的邓友梅或许早就熬到“身外无累，心中无事”的境界，“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

    第一堂文学课

    1945年，邓友梅参加了新四军。在邓友梅的印象中，不论行军多累，茹志鹃都要写完日记再睡。女同志集中住，她怕点着灯影响别人休息。邓友梅一个人住在磨道里，单独有盏灯，茹志鹃就凑到他那儿去写。

    “她（茹志鹃）嘴上也说：‘我写我的，你睡你的好了。’但她抽烟写字，我没法睡，就坐在一旁给她卷烟。她又说，你少睡点也可以，越睡越懒，利用这时间读点书吧。就找出本书扔给我看。”就这样，邓友梅慢慢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以至于后来，一天没书可读就会感到手足无措。

    有一次，邓友梅读完鲁迅的《野草》，茹志鹃就问：“什么地方给你印象最深？”邓友梅背了书中的一段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茹志鹃就笑：“明白意思吗？”

    邓友梅被问傻了。

    “这叫强调。”茹志鹃解释说，“有两棵枣树”给人印象不深，这样一强调，读者才会记住这两棵都是枣树。

    这是邓友梅平生第一堂文学课。此后，茹志鹃鼓励他写日记，让他往写作上努力。新中国成立后，邓友梅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淮海战场日记》，《文艺报》在发表时把题目改成了《文工团员在淮海前线》。

    初露锋芒

    新中国成立后，邓友梅从部队转业，调到了北京文联，在赵树理手下工作。

    “赵树理认为我虽然有文学细胞，但文化根底太差，于是决定派我去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为讲习所）学习。”邓友梅回忆说。进入文学讲习所后，邓友梅认真读书，一天要读上十几个小时。讲习所规定，如果不上课，每天阅读书籍不低于5万字，他每天都读7万字以上。

    学习外国文学时，必读书目中有但丁的《神曲》和歌德的《浮士德》，邓友梅怎么也读不进去，一看就打盹儿。他就在桌上放《浮士德》，抽屉里放一本爱看的武侠小说，一看所长丁玲走过来，就收起抽屉装着读《浮士德》。

    丁玲知道邓友梅偷着看武侠小说，但并没有批评。“丁玲说，有的作品知道一下就行了，有的作品爱读我就读两遍。对于作家来说，只有读得进去的作品才会起作用。”邓友梅的体会是，读书就像听收音机，每个人都有他喜欢的频道。

    从文学讲习所出来后，邓友梅的小说《在悬崖上》发表在1956年的《处女地》上，接着被《文艺学习》转载，引起文坛的关注，却又因此被打成“右派”，转送到辽宁盘锦地区去开垦荒山。

    从此，邓友梅22年没再写任何东西，直到后来的“拨乱反正”，他才又有了写作的机会。

    京味儿文学的萧条

    “中国人爱随大溜，而文学就决不能随大溜。王蒙写意识流被注意，我就决不能跟着写。就算跟着写有点模样了，人家说‘邓友梅不错，写得有点像王蒙了’。我像王蒙有什么劲？我必须找一找哪些东西是他们没有而我有的……我发现自己掌握北京语言，了解旗人生活状态，和他们比，这是我的特长。我就试着用北京市民的心态语言描述北京人的故事，先试着写了个《话说陶然亭》，发现反应甚佳。接着又写了《寻访画儿韩》《烟壶》《那五》……”

    评论家认为，老舍之后用京味儿语言写北京风土故事的作家首推邓友梅，他的叙述语言得北京话的方言精髓而又用于无形，清爽利落，明净单纯，带着北京人亲切的民间声口。

    20世纪80年代，“京味儿文学”一度非常繁荣，然而近几年却有些萧条。

    “我们这一代对老北京的氛围比较熟悉，但我们可能是最后一辈人了，比我们小10岁的，解放时年龄太小，记忆比较模糊，而更年轻的人，他们生活的环境完全被改变了，人群也完全不一样，他们写的是新北京人的生活，不再是传统的京味儿。当然，北京在发展，成为‘全国的北京’了，并逐渐转为世界级城市，这也会造成其个性的丧失。”

    邓友梅觉得，一个文学样式随时代发展而消失，是很正常的现象，就像鲁迅的杂文，后人再怎么写，恐怕也无法写出他那样的精神气质来了。而老北京的那种温情，那种踏实，也随之逝去了。

    （《光明日报》3.3 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