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身书堆,杨天石翻出几本样书,总结起自己的2015年:“我出版了一套7卷本的《杨天石评说近代史》,和美国傅高义教授一起主编了一套3卷本的《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还再版了一本有关中国近代史和蒋介石的书……一共14本,大约600万字。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在哪一年出过这么多书!”
刚刚过去的2015年,或许是由于“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个重大时间节点,他的研究成果井喷式出版。当然,这一切的开端,还得从10年前那个3月的清晨说起。
第一位看到蒋介石日记的大陆学者
杨天石对蒋介石的研究,缘起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他受命撰写并主编《中华民国史》中的一卷——《北伐战争与北洋军阀的覆灭》,蒋介石成了他绕不过去的研究对象。他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一次看到蒋介石的老师、秘书毛思诚藏在墙壁中才保存下来的一大批资料,立即被吸引住了。
1988年,杨天石根据蒋介石日记及他与汪精卫之间往来函件等大批资料,发表了自己第一篇以蒋介石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中山舰事件之谜》,多角度分析了中山舰事件的成因,指出其中有国民党右派的阴谋,蒋介石误信谣言、中了圈套的一面。胡乔木读后,评价是一篇“有世界水平的文章”,亲自接见并鼓励他:“你的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
2002年,杨天石出版了自己在该领域的第一本独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没想到,与学界认可并肩抵达的,还有一场激烈的批判——有人化名攻击他的书是在替蒋介石翻案。当时的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受命仔细研读,认为“这本书是扎实的学术著作,是研究不是吹捧”,两位中央领导同志也做了指示和批语,这场持续了3个月的风波才画上句号。也是因为这次风波,杨天石研究蒋介石的名声从国内传到国外。以至于2006年胡佛档案馆决定开放蒋介石日记时,首先就邀请了杨天石。
档案馆对日记的存放极为严密,不能翻拍、复印,不能用电脑打字,只能用档案馆提供的纸和笔抄录。杨天石4次前往胡佛档案馆,共用10个半月,才将所有日记抄录完毕。随着对这批日记的研究不断深入,杨天石脑海中蒋介石的形象也渐渐丰满起来。
毛泽东曾指出蒋介石“有功劳”
2008年,《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正式出版。它受到各方关注,首印的5万册很快售罄,杨天石也由此走出专业领域的象牙塔,开始被大众知晓。
“蒋介石活了88年,一生经历了近代中国的许多大事,把他研究清楚了,给予准确的历史定位,可以提高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科学水平。”他向记者解释,“我说蒋介石在大陆时期有两大功、两大过是有根据的。仅就抗日这一点来说,1943年,毛泽东在发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明确肯定‘蒋在抗战中有功劳’;1991年,由胡绳主编、经胡乔木审定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明确写道,蒋介石‘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个大功’。我不过是用自己的研究进一步阐述了这些说法而已。”
“民国热”从险学成显学
从2006年赴美国研读蒋介石日记,至2015年学术成果井喷式出版,杨天石在这10年中的经历,与整个社会“民国热”的发展大体合拍。
作为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大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关民国的话题常被贴上“敏感”的标签。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逐渐解放、档案的逐步公开,老百姓越来越希望了解那个距离我们最近的昨天,渴望了解真相、还原历史。正是基于这种对民国历史再认识的需求,才有了“民国热”。
这样的市场繁荣之下,一些出版商和作者为了攫取短期利益,开始剑走偏锋。曾经波澜壮阔的历史,被简单消减为所谓的“小故事”“小片段”,只要感性不要理性,只要娱乐不要深刻。有的作者和出版社伪造蒋介石日记、伪造宋美龄的历史,虽经揭发、批评,却一版再版,堂而皇之地出售而毫无顾忌。
如今,回望这10年间民国图书出版的高低起伏,杨天石的感情复杂极了,究竟是《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踩准了“民国热”的节奏,还是自己也成了这股浪潮的中坚力量?这是个一时无解的问题。
(《环球人物》2016年第5期 肖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