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讨债

    欠债不还，这不是当今社会独有的现象，其实，自从人类社会有了经济交往与借贷关系，这种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可以说历朝历代都有。

    唐宋时期，国力强盛，商业行为也较为发达，相应的，也有不少“老赖”。不过，唐朝在法律规定上对“老赖”的处罚较严，欠债不还不但要被处以刑罚，比如打板子、坐牢，还要“役身折酬”，也就是要去干活抵债。此外，唐朝法律还规定了“保人”制度，如果债务人“逃跑”，让债权人和衙门找不到，保人就要承担赔偿责任。

    到了宋朝，对于欠债不还的人处罚同样严格。明朝时期，《大明律》第九卷“户律钱债”规定：“其负欠私债违约不还者，五贯以上违三月、笞一十，每一月加一等、罪止笞四十;五十贯以上违三月笞三十、每一月加一等、罪止杖六十，并追本利给主。”

    清朝的刑律则规定，官府对于破产的商民，可以实施拘禁，债务人家族须在二个月以内返还欠债，否则要被判处劳役。

    挨了板子还得以工偿债

    根据唐律，欠债达到1匹布的价值，违约20日不还就要被处以“笞刑”20下，每过20日再加一等，直至从笞刑20下升级为杖刑60下。被处以杖刑之后，过了100天还不偿还，就要处以有期徒刑1年。

    这是对债务人而言，根据唐律，作为债权人，可以通过“牵掣”和“役身折酬”的方式来挽回损失。“牵掣”指法律允许债权人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扣押其财产，但扣押前须经官府批准。不过，当“牵掣”的财物超过债务时，债权人也要受处罚。

    “役身折酬”指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又无财产可供抵押时，允许以债务人及其家属的劳役抵债，每日折算为绢三尺。唐代对于借贷债务的履行方式有以劳役充抵不能履行的债务的规定，但以劳役充抵债务的做法须严格遵守官法的规定。首先必须尽量以家资清偿债务，只有出现家资不足清偿时才能“役身折酬”。即便符合“役身”的条件，也须“役通取户内男口”，女性不得作为劳动力以“役身”来充抵债务之清偿。

    除了保护女性，唐代法规也注意到保护未成年人。比如说，如证实是未成年人未经过家中长辈同意，擅自和他人签署契约处置家中财产，契约应无效，保人也不能为这种契约作保。中国古代法律虽然并没有明确的“民事行为能力”概念，但几乎历代都有“成丁”或“丁年”的概念。究其意义，“成丁”或“丁年”之人多少有些被官府承认拥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含义。

    超过法定利率要受处罚

    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利率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即为高利贷。在古代，各朝也规定了法定利率的上限，但大多远超现在的利率水平。不同的是，根据现在的法律，利率超过法定上限为无效，而在古代，超过法定利率不但无效，还要受罚。

    唐代有不少寺院开展放贷业务，并和民众发生借贷纠纷。唐代贞元年间进士李翱，字习之，赵郡人，拜大文学家韩愈为师，在朝野颇有文名。李翱生性刚直，为官清廉。在朝中曾因当面批评权相李逢吉而外调庐州刺史。李翱任职期间，就审理过和尚放贷案。

    有一天，众乡里状告一和尚放高利贷，残酷盘剥，逼得欠债人自尽。那和尚横眉冷眼，喋喋不休，自认为放高利贷是天经地义的事，放债是做善事。李翱经过审讯得知，这个和尚在别人遇到灾祸或穷困时，乘机诱放高利贷，利滚利，条件十分苛刻，欠债人往往家破人亡，可恶至极。为此，这位疾恶如仇的李刺史，当堂采用《诗经》四言诗体作一首花判诗，对佛门败类予以严惩。其判词曰：“上方童子，二十受戒。君王不朝，父母不拜。口称贫僧，有钱放债。量决十下，牒出东界。”判令先打他十大板，然后将佛门败类“牒出东界”。

    法律传入日本

    唐朝对日本的影响极其深远，就连法律的制定，当时的日本也是参照唐朝的法律。在公元8世纪时，日本有关债务人处罚的规定和唐朝如出一辙。对于不履行债务的，在判处刑罚的同时，还可以对债务人及其家族并处劳役，并且允许债权人私自扣押债务人的全部财产。其中《养老杂律》规定：“负债违契不偿，一端以上违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三十端加二等，百端又加三等，各令备偿。”“负百端之物，违契满二十日，杖七十，百日不偿，合徒一年，各可备偿也。”

    江户时代（1603-1867），日本对债务人实行“身代限”制度。按照该制度，债务人超过法定期间不能偿还债务时，官府可以用手链把债务人铐上，并且强制拍卖债务人的所有财产，以作清偿。对于没有财产即“无身上物”者，可以将债务人监禁起来或者命令债务人保证用未来的收入作偿还，并且债务人的子孙也负有偿还义务。从江户时代开始，日本还实行了近似于今天破产法的“分散”制度，即当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不能满足多数债权人的请求时，在取得多数债权人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将债务人的全部财产委托给一部分债权人，以便在各债权人之间进行平等分配。但是债权人日后仍然有向债务人请求偿还剩余债务的权利。

    在日本独特的文化体系中，不偿还债务往往被看成是“忘恩负义”，或不近人情，是违背“义理”的行为，因此不能得到宽恕。债务人在借款时，往往是将“义理”抵押给了债权人，因此在还不起债务，特别是在春节到来时，经常有债务人会为了面子而自杀。而这种自杀在日本社会往往得不到人们的同情。

    (《北京晚报》3.1 杨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