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冯友兰的人生选择

    1923年夏天，冯友兰留学回国，先是在河南中州大学，几经选择，最后到了清华大学。在那里，冯友兰找到安身立命之地，度过一生最美好的时光。

    人生道路虽然漫长，但关键处就那么几步，青年时期尤其重要。青年时期，冯友兰（1895-1990）有过两次重大的人生选择：一次在留学期间研究方向的选择，从学习西方哲学到进行中西哲学比较，确定了终生研究方向；另一次是留学归国后工作单位的选择，从中州大学到清华大学，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在研究学术和管理大学方面做出巨大贡献。

    留学期间研究方向的选择

    1919年，冯友兰考取公费出国留学学习哲学的资格。在去美国之前，为选择学校一事他征求老师胡适的意见。胡适说，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系都是有名的，但是哈佛的哲学是旧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是新的。听取了胡适的建议，冯友兰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

    他是抱着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的目的去留学的。在北京大学虽然没有接触到西方哲学，但在毕业前的一年，他从胡适那里窥探到西方文化和西方治学方法，觉得那是不同于中国文化的一片新天地，更加激发他学习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强烈愿望。留学美国前，冯友兰在《留别同社诸君》中写道：“我便要泛舟太平洋，适彼岸、共和邦，也是想贩些食物，救这饥荒。”意思是学习西方新思想和新方法，以救国民精神上的饥荒。

    到哥伦比亚大学后，冯友兰接触到了西方哲学，如饥似渴地研读西方哲学经典著作。但他并没有按原来目标主修西方哲学，反而在了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从事中国哲学研究和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研究。这虽然违背了他出国留学的初衷，但也是审时度势的选择。因为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不久，冯友兰发现自己在主修西方哲学方面根本没有基础，可以说是“一穷二白”。所谓“穷”，是因为他外文底子太薄。冯友兰迟至十五岁才开始学习英文ABC，此后也一直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学问上面，而不是在学习外语上面，致使他刚到哥伦比亚大学时，其英文在讲、听、写和阅读四方面均显得力不从心。还有一点十分重要的是，西方哲学源自古希腊罗马，要想在西方哲学研究方面有造诣、有建树，必须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需要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这对于冯友兰来讲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所谓“白”，是冯友兰在西方哲学方面没有训练。冯友兰在到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之前，“并没有真正接触到西方哲学。西方大哲学家的原著一本也没有见到”（《三松堂自序》），也没有听过这方面的课程。哲学是时代的精华和文化的核心，只有了解相应的时代、涵养在相应的文化之中，才能真正体认那种哲学。面对着生活在西方、以英文为母语，长期浸淫在西方文化中的美国同学，冯友兰便不能不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困扰着冯友兰的问题，还不是如何与别人一争高低，而是如何完成学业、顺利毕业。与其在数年后算总账时仍不免折戟沉沙，还不如当下更弦易辙、另谋发展。如果把自己主攻专业，由西方哲学改为中国哲学，或拿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冯友兰立刻就能从绝对劣势的困局中突围出来。他的英文水平虽然仍居于人下，但他二十年的中国学术方面的修养，不要说他的美国同学望尘莫及，就连美国教授也要退避三舍。

    由于文献不足，目前无法考订出冯友兰转变专业的具体日期，但从他第一篇学术论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完成于1920年冬天这一事情看，冯友兰改变专业，应在这年冬天之前。这一转变，让冯友兰换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他之所以能在三年半的时间内顺利完成学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和他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地转换专业有着直接的关系。

    冯友兰改变主修专业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服从于当时救亡图存、建设新文化的需要。对冯友兰而言，学习西方哲学是为了解决中西文化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而引起的实际问题。

    在后来漫长辉煌的学术生涯中，冯友兰是沿着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选择的方向前进的。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方向的选择不仅帮助他顺利地完成学业、获得博士学位，而且成就终生学术事业、赢得哲学宗师美名。

    回国后工作单位的选择

    1922年5月，冯玉祥主政河南，为改变河南贫穷落后、闭塞愚昧的面貌，他决定创建大学，培养人才；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张鸿烈为校长，在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基础上创办中州大学。1923年3月，中州大学挂牌成立。草创之初，师资奇缺，他们向在外留学的河南籍学生发出聘请。冯友兰在被聘之列。1923年暑假，冯友兰应聘到中州大学。除担任哲学系教授外，他还兼任系主任、文科主任、校评议会成员、图书馆委员会委员等职位。

    当时中州大学有河南全省契税做经费，可冯友兰是胸怀大志、有所作为之人，优厚的待遇根本吸引不住他。在事功方面，他想办好一所大学；在学术方面，他想从事西方哲学的研究与翻译。

    在这种情况下，冯友兰萌生去意。1925年初，冯友兰应北京大学同学、广东大学文科主任陈钟凡之邀，同意下半年去广东大学任教。到了1925年暑假，冯友兰就离开了中州大学。

    离开中州大学后，冯友兰到广东大学任教哲学系教授兼主任。去广州，除了践老同学之约，冯友兰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想去了解广东这个国民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在广州的三个月里，冯友兰看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看到国民党内部左派和右派的斗争，看到了中国革命发生了质的变化，由过去绅权打倒官权的革命发展为民众打倒绅士的革命。对于党派之争，冯友兰并不感兴趣。总之，广州之行让冯友兰非常失望。到12月初，冯友兰就离开那里。

    离开广州回到开封不久，还是在春节前夕，冯友兰就独自去了北京。在北京这个文化和学术的中心，冯友兰有一种游子归乡之感。正值寒假期间，冯友兰经常和原来同学朋友会面，或切磋学问，问疑答难；或评论时事，指点江山。冯友兰置身其中，如鱼得水，十分惬意。

    1926年2月，冯友兰受聘到燕京大学，担任哲学系教授兼燕京研究所导师。在燕京大学，冯友兰本来是想做西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可学校要他讲授中国哲学史，于是他就讲授中国哲学史，发表一系列关于中国哲学史的文章，开始撰写两卷本《中国哲学史》。

    在燕京大学工作虽然很顺利，但冯友兰心里并不踏实，主要原因是冯友兰不愿在外国教会办的大学里工作。冯友兰生于不信鬼神、没有宗教氛围的家庭。他认为，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能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地，能满足超越现世、关怀终极的需要，取代宗教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办的大学，虽然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越，但对于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冯友兰并没有吸引力。

    正当冯友兰觉得在燕京大学不是长久之计的时候，机会来了。1928年夏天，国民政府任命罗家伦为清华校长。罗家伦是单枪匹马到北平接受清华的。上任伊始，他就聘请冯友兰为教授，把冯友兰从燕京大学“挖”了出来，并委任他为校秘书长。冯友兰初到清华，就担当重任，不负众望。当时，清华面临两大任务，一是由清华学校升级为清华大学，二是摆脱由美国驻华大使掌控的董事会的控制。冯友兰代表学校，只身赴京，在教育部和清华董事会之间奔走，呼吁清华改制，争取清华独立。在罗家伦的领导下，经过清华师生的斗争，得到国民政府支持，清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由原来隶属外交部改属教育部。原来的董事会被废除，权力交还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就这样，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办的现代大学在清华园里诞生了。

    改制后的清华大学虽然还利用美国庚子赔款作为经费，采用美国大学建制进行管理，但摆脱了美国人的控制，成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从此以后，直到1952年院校调整时被迫调离，他都没有离开这片热土。

    在清华大学这块“安身立命之地”，冯友兰在事功和学问两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中国二十世纪杰出的教育家和哲学家。

    （《中华读书报》3.2 王仁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