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动物园初建趣史

    1906年10月13日，清初开国“五大臣”之中的端方、戴鸿慈奉旨出洋考察归来，上折奏陈欧美各国“导民善法”，曰图书馆、博物院、万牲园、公园四事。在“万牲园”条下具体陈述道：

    “各国又有名动物院、水族院者，多畜鸟兽鱼鳖之属，奇形诡状，并育兼收，乃至狮虎之伦，鲸鳄之族，亦复在园在沼，共见共闻，不图多识其名，且能徐驯其性。德国则置诸城市，为娱乐之区，奥国则阑入禁中，一听刍荛之往，此其足以导民者也。”

    19世纪初，动物园从早期欧洲皇室贵族花园附属的兽馆中独立出来，由伦敦摄政公园率先建造，随之风靡欧洲。因此，端方等人将动物园与图书馆、博物院、公园并置，视其为“导民善法”，颇得当时西方动物园理念之精髓。端方还于出访的过程中选购了不少动物，为筹办万牲园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清廷亦敕令各省上供特产的动物，慈禧及一些高官也向动物园赠送了自己的收藏。

    值得注意的是，筹建动物园与一般公园不同，购置珍稀动物尤其是跨洋海运的费用相当惊人，即使在西方，也惟有帝国的力量才能支持，而清廷以强大的财力保证了万牲园的创立。清廷对万牲园十分重视，早在观看德国汉堡动物园的马戏团表演时，慈禧即口谕：“我们也要办一个‘万牲园’”。筹建过程中，慈禧和光绪帝曾召见农工商部官员问询情况，慈禧甚至亲自为动物园选取各种动物种类，并将自己钟爱的小猴贡献出来。

    1907年7月19日，万牲园正式对外开放，内设动物园、植物园、蚕桑馆、博物馆、各式东西洋建筑、茶馆、餐厅、照相馆等，当时的报纸赞叹为“博大富丽，包罗万象，为北京三百年来，中华二十一省，所没有见过的。”根据时人的游记，当时动物园中展出的动物计有四十多种。待民国成立后，又略添了一些动物，如参与辛亥革命的追风马，西班牙产的绵羊、孔雀等，但更多的是由于经费支绌，管理不善，导致园中一些代表性的珍贵动物如八蹄马、五腿牛、蓝面猴和老虎的死亡。植物园是一带玻璃温室，东西各十间，分类种植本国及异国的植物，中央过道两旁陈列着美丽的花草盆栽。

    除了动植物园外，万牲园中还设有多处茶座及餐厅，中西洋风格兼备，供游客休憩啜茗。如豳风堂是临池而筑的五开间冰梅窗玻璃大房，有极宽大的长廊，廊下有极大的院子，皆设茶座，院外沿莲花池也遍设茶座，可在此观荷品茗，风景绝佳。

    由于资费和品位的限制，万牲园的消费群体主要还是士绅精英阶层。中国的传统文人本就有在私人园林雅集交游的悠久传统，中西合璧、尤其带有皇室印记的万牲园，很容易令晚清文人接续园林的记忆，养成在公园交游的新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公园茶座和餐厅休憩的习惯。

    以晚清的一位高官荣庆的日记为例，可以一窥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消费、使用万牲园空间，而万牲园又如何参与构造其日常休闲、交游的模式。据其日记，荣庆自1907年万牲园开放伊始，至1911年居住北京期间，频繁光临万牲园，尤以五月至十月，即北京最舒适的春末初秋之间为多；但即使隆冬时节如正月等，荣庆也常不减游兴，赴万牲园逗留良久，兴尽方归。直至荣庆1912年因政权更迭移居天津后，1915年回京小驻，他依然要如同践行某种仪式一般，赴万牲园看山啜茗，感慨“风景依稀，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矣”，其对于万牲园的深情，可见一斑。

    (《北京青年报》3.1 林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