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中国

    “交五毛钱就可以搞对象了”

 

    1982年11月18日，《羊城晚报》头版报道：“未婚青年盼望已久的广州市青年婚姻介绍所，今天上午在青年文化宫举行开业典礼，当即有一批男女青年报名。”

 

    这是中国内地第一家婚介所。它只给38岁以下的本地男女青年办理登记手续，每位登记的青年都要填一张资料登记卡，如果写不好，是要被教育的。红娘被青年们尊称为“老师”。

 

    有位男青年在“选择对象要求”一栏里说明“要最漂亮的”，结果被“老师”找去谈心，劝导他要重视内在美。一位干部子弟来登记时，要找一个处级干部的女儿，所里没给他登记，说这是门当户对的世俗观念，说得他后来都不好意思公开他父亲的名字。

 

    这一年，大龄青年张斌和刘志红，与其他695对新人一起，参加了在天津人民体育馆举行的一场集体婚礼。谈恋爱时，张斌和刘志红分隔两地，留下500封情书，可借的是，后来家里进了小偷，把那一箱子信当作金银财宝给偷走了。婚礼当晚，两人又分别给对方写了一封情书。张斌的第一句话是：“我的妻，感谢你的善良，你的爱。”刘志红写：“我相信我们的感情不会让彼此失望。”

 

    鉴别黄色歌曲

 

    1982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了一本名为《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书，收集了之前两年社会上对刚传入内地的港台流行歌曲“靡靡之音”的批评，印了33030本。书中的观点有：

 

    黄色歌曲的特点是：音乐上，大量采用软化，动荡，带有诱惑性的节奏；旋律多采用叙述性与歌唱性相结合的写法；配写比较细致的伴奏。演唱上，大量采用轻声，口白式唱法。

 

    流行音乐是资本主义社会走下坡路时代的音乐现象，不能把我们的音乐和它混在一起。

 

    流行音乐发展到摇滚乐，实际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不治之症。

 

    “技术投机倒把罪”

 

    1982年的春节，武汉工程师韩庆生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入狱的罪名是“技术投机倒把罪”。

 

    前一年，国营一八一厂的韩庆生和另外三个工程师为武汉的一家乡镇企业设计了两套生产污水净化器的图纸，还编写了两万多字的产品技术说明，帮助这家濒临倒闭的农机厂起死回生。农机厂的厂长很感谢这些工程师，到年底发给他们每人600元。

 

    当时，国内科技人员数量号称800万，其中三分之一闲置无事，新兴的乡镇企业却急需科技人员，很多国有企业的工程师在周末被乡镇企业主接走，他们被称为“星期日工程师”。韩庆生成为第一个被起诉的“星期日工程师”。

 

    韩庆生被判有罪，入狱300天。韩庆生后来自嘲说，“相当于两块钱坐一天牢”。一时舆论鼎沸，全国的科技人员大多对法院判决不满。经中央领导人亲自过问，案件峰回路转——1983年2月3日晚，武汉市市长带着无罪判决书和退还的600元钱，到韩庆生家中向他道歉。

 

    1983年，韩庆生调入武汉大学工作。1988年1月18日，国务院下发“允许科技干部兼职”的文件。

 

    “那你们就开除我吧！”

 

    《中关村科技园区志》有一段话：1982年12月22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王洪德辞去公职，联合其他7名工程师，在海淀区政府支持下，创办了北京京海计算机机房技术开发公司（京海集团的前身）。

 

    不过，园区志里，找不到王洪德辞职前在计算所一次会议上说的一段话：“我决定，从明天起离开计算所，最好是领导同意我被聘走。聘走不行，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走！辞职不行的话，那你们就开除我吧！”当时，他站起来，神色激动，声音洪亮，像是在朗诵一首诗。说罢，他离开会议室，把一群张口结舌的人留在身后。

 

    1981年，中科院计算所成立解决员工子女就业的知青社，王洪德做顾问。知青社第一年就赚了60万元。海淀区工商局和中科院纪检部门开始调查王洪德，理由是：既然你们赚钱了，而且还不少，那企业领导肯定有点问题。但调查组的结论是：“王洪德是个好同志。”

 

    王洪德辞职后，在日记里写：“我现在是骑在虎身上的，我不死，不能下来，虎不死，我也不能下来。”

 

    2003年，68岁的王洪德走出中关村“二次创业”，到广东惠州建小商品批发商城。

 

    我国首次发言人新闻发布会

 

    1982年3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钱其琛就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两天前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在北京举行了外交部历史上首次发言人新闻发布会。

 

    由于没有专门的场地，会场就设在外交部主楼的门厅处。受邀出席的七八十位中外记者连座位都没有，只能站在钱其琛的周围。

 

    钱其琛的发言只有三句话：“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钱其琛刚念完声明，他身边的一位苏联记者就竖起大拇指，说了句“很好”。

 

    没有提问，发布会匆匆结束。

 

    这次略显仓促的亮相一年之后，1983年3月1日，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宣布：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

 

    新闻要出口，也要内销

 

    1982年12月4日下午，新华社记者李尚志在人民大会堂采访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表决通过新宪法时，现场的电子屏幕上打出了“弃权票三张”的字样。凭着多年的政治采访经验和新闻敏感，李尚志意识到这就是“猛料”，他把三张弃权票的内容写进了报道中。

 

    “把三张弃权票也写进报道，这恐怕不合适。”一位大会副秘书长看完李尚志的稿件后对他说。当着大会秘书长杨尚昆的面，李尚志据理力争，说了五点理由：

 

    第一，当电子屏幕上打出表决结果时，外国记者们都看到了，明天外国媒体都会报道中国人大表决新宪法有三票弃权，中国的记者，为什么自己国家的事情反而不能报道呢？

 

    第二，我国许多事情，往往外国人先知道，中国人反而是看外电才得知自己国家的事情，老百姓不满意地称这种现象为“出口转内销”，广大读者对中国记者不报道这类事情是有意见的，甚至有些读者不满意地称自己是“二等公民”，这种现象应当改变。

 

    第三，有三张票弃权，是事实。报道的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

 

    第四，分组讨论会上，有代表特别强调，就是弃权了，也不表示他们不同意整个宪法草案。

 

    第五，这三张弃权票还占不到总有效票的千分之一，报道出去，既表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打破了过去在极左路线盛行年代什么事都是“一致通过”的不正常气氛，政治民主生活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又表明了我们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第二天，全国各报均以头版头条报道了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新宪法的消息：“下午5时45分，大会执行主席习仲勋宣布：根据总监票人报告，有效票3040张，其中同意票3037张，反对票没有，弃权票3张。现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由本次会议通过。”

 

    “公道自在人心”

 

    法新社1982年3月2日报道：中国总理在向人大常委会所做报告中建议，将部、委和直属机关从98个精简为52个，各部的正副部长将由117人减少到27人。

 

    香港《中报》在1月13日的社论中说，煤炭工业部有六位副部长因为年老辞职。他们说得好：既已力不从心，退休下来，让位于后继，才有利于事业。《人民日报》刊载采访合和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应湘的报道，胡应湘说，由于中国政府机构太庞大，层次太多，而且好像不管哪一级干部都拥有否决权，这就给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我们大家都坚信这么一条真理：公道自在人心。让党心，军心，民心，对我们每个人作再一次的鉴定吧。”1982年9月13日，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讲话，以此作为结束语。

 

    （《直言：1978-2012中国话语》刘青松编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