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上海七小时

    一次“快闪”之行

    早春二月的上海，春寒料峭、乍暖还寒。晨曦中，从香港驶来的英国“皇后”号轮刚刚抵达，正泊在吴淞口江面。

    从小火轮上走下几个人，依次登上“皇后”号轮。他们是宋庆龄、杨杏佛及宋庆龄秘书等。他们天没亮从市区出发赶来，正是为迎接时年77岁的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后者偕夫人乘“皇后”号轮漫游世界，由香港抵达上海。这一年宋庆龄40岁。时间是1933年2月17日。

    这位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上海仅逗留七八个小时，甚至没有公开发表演讲，堪称是一次“快闪”之行。萧伯纳七八个小时的上海“快闪”之行后仅一个月，上海野草书屋也以“快闪”的节奏，出版发行了《萧伯纳在上海》一书。该书封面署“乐雯剪贴翻译并编校、鲁迅序”字样，全书共六万八千字。小册子序作者为鲁迅；翻译、编校者则是瞿秋白。“乐雯”原系鲁迅笔名之一，本书瞿秋白和鲁迅同用一个笔名，可见这本小册子于他俩、于读者，意义均非同寻常。

    只想见孙夫人

    萧伯纳到上海这天，前往码头迎接和想采访他的记者无数。洪深当年作为中国戏剧与电影文化团体代表，及《时事新报》的临时记者，就亟盼走近萧伯纳。当时他受几个团体委托，还想请萧伯纳一起吃饭。在宋庆龄、杨杏佛他们乘小火轮去吴淞口迎接萧伯纳时，洪深曾想跟随他们同行，结果没能如愿。他被告知，今天想采访萧伯纳的记者不下二百人，均遭拒绝。据爱泼斯坦在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中记述，萧伯纳“只要求见孙夫人（宋庆龄）”。

    宋庆龄和萧伯纳在“皇后”号轮上，彼此“相见甚欢”。聊谈有一会，萧伯纳盛情邀请宋庆龄去船上餐厅共进早餐。

    从宋庆龄登上“皇后”号轮，彼此相叙、共进早餐；到偕萧伯纳夫妇下船，她在船上待了差不多有三四个小时，几乎占了萧伯纳上海“快闪”之行的一半时间。显然，这段时间内，双方肯定不会只为畅叙友谊。没错，这其中确实有“中心主题”——那就是抗议纳粹暴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及“就中国局势等问题作详谈”。

    当时由国际知名人士组成的国际性统一战线组织——世界反帝大同盟，决定在上海举行一次远东反战会议，作为组织者的宋庆龄希望通过萧伯纳向世界各国进行宣传。

    据爱泼斯坦记述，萧伯纳本来不打算下船，他对宋庆龄说：“除了你们，我在上海什么人也不想见、什么东西也不想看。现在已见到你们了，我为什么还要上岸去呢？”

    萧伯纳为什么不想上岸？而洪深在萧伯纳来去上海第二天，发表于《时报》的《迎萧灰鼻记》一文中的一段话：“据说萧老先生不是怕别的，是怕人家把他当做新鲜物事看，如五腿马三脚蛇之类。”

    众星捧月般的欢迎

    10时30分，萧伯纳终于随宋庆龄一行，下了“皇后”号，乘上开往市区的小火轮。

    当宋庆龄一行陪同萧伯纳离开码头，前往理查（一作礼查）饭店会见来沪各游历团团员时，有一辆小车正驶向虹口鲁迅家。鲁迅乘车赶到时，早过正午，午宴已开始。鲁迅走进客厅旁边一间小屋，看到萧伯纳坐在圆桌上首，宋庆龄、蔡元培、史沫特莱、伊罗生、林语堂等人围桌而坐。吃的是中式菜肴。宋庆龄说：“当时林语堂和他（萧伯纳）滔滔不绝地谈话，致使鲁迅等没有机会同萧伯纳谈话。”

    饭后大家到寓所花园草坪拍照留念。后来人们看到的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与萧伯纳的合影，便是这天饭后所摄。

    拍过合影，稍事休息，萧伯纳便乘上宋子文的小汽车，去了世界学院。

    那天在世界学院精致的小厅，除了蔡元培、鲁迅、林语堂、杨杏佛外，还有梅兰芳、叶公绰、张歆海、谢寿康、邵洵美等人。萧伯纳到那里后，和大家一一握手致意。

    当翻译介绍到梅兰芳时，萧伯纳不由朝梅兰芳颔首一笑，幽默地说，我俩是同样的人！他的意思是说，梅兰芳是演戏的，他是写戏剧的，彼此都是为舞台劳作。有意思的是，当时萧伯纳还向梅兰芳请教道：有一件事我不很明白。我是一个写剧本的人，知道舞台上演戏的时候，观众是需要静听的，为什么中国的剧场反喜欢把大锣大鼓大打大擂起来，中国的观众难道喜欢在热闹中听戏吗？

    梅兰芳和婉地回答说，中国戏也有静的，比如昆剧，从头到底不用锣鼓。

    一旁叶公绰补充道，梅先生演戏就没有锣鼓声，如有声音也是音乐。萧伯纳当时还赞叹梅兰芳“驻颜有术”。约半小时，会见即近尾声。

    《萧伯纳在上海》一书记载，有上海记者问萧伯纳对于中国的意见。萧伯纳回答说：“问我这句话有什么用——到处人家问我对于中国的印象，对于寺塔的印象。老实说——我有什么意见与你们都不相干——你们不会听我的指挥。假如我是个武人，杀死个十万条人命，你们才会尊重我的意见。”这番话除了愤激，其强烈的讽刺意味，更溢于言表。

    (《解放日报》2.3 陆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