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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单位史，掺杂着人的生活和命运，是个体生命历程与体制、制度变迁的复杂交互，是时代投射在人们身上的光影。
中国式单位萌芽于上世纪40年代末，成型于50年代，强化、巩固并扩大于六七十年代，在80年代改革开放后渐趋弱化并日渐式微，而到了新世纪，单位的结构、与人的关联等，又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四条带鱼的幸福
江苏卫视主持人孟非曾经与大家分享他的“四条带鱼的幸福”：在做了多年临时工后，他终于在1997年的春节，领到了电视台发的福利——四条带鱼，从此成为一个有单位的人。
一个有单位的人，这样的身份曾经是那样重要。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为了尽快恢复城市里的生产，把城市里的消费人口变成生产人口，政府迅速建立起以单位组织为核心的新的体制、组织和制度，以此来高效集中和有效使用当时极为有限的资源，并希望依靠这种严密的制度设计来推动国家的工业化建设。
彼时的单位包括公有制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与家庭一样，单位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从某种意义上说，单位的重要性甚至胜过了家庭，因为一个人只有进入单位，才能领到工资，养家糊口。
老张是在上世纪60年代进入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父母托了很多关系，辗转多日终于把我弄进去了。第一天上班，我长长地舒了口气，感觉自己这辈子有靠山了。”50多年后的今天，忆起当年，老张仍难掩喜色。
“单位给了我一切，工资、职称、房子、地位、名声，甚至还有老婆。”老张自称，身高只有165厘米的他，当年完全是凭着这个好单位才娶到了如花似玉的妻子。
他和妻子一结婚，单位就给了一间宿舍，虽然煤卫都是合用的，但已经让亲戚朋友们艳羡不已。后来又分到了煤卫独用的一室户，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单位还给他换了两室户。儿子高中毕业后，工作难找，老张便办了“早退”手续，把位子腾出来给儿子。老张儿子结婚时，单位又增配了一间房。“从房子这样的大事，到报销医药费、组织旅游、年终发礼包这样的小事，我对单位充满感激。”
家长里短间的人情冷暖
刚退休那阵子，老张非常不适应，常常早起，梳洗打扮好后才想起，原来自己不用上班了。
老一辈人对单位的眷恋，在今天的年轻人眼里，很不能理解。“80后”柳伊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每月15日，单位食堂总是人满为患，因为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通常都在这一天搞活动。“我们单位在郊区，不少老同志来一次几乎要横穿整个上海市，可即使刮风下雨，他们也照来不误。”其实，所谓活动，也就是食堂吃顿免费午餐，彼此见面絮叨几句，偶尔发些小礼品。
当然，发生在单位空间里的，并非都是浓情蜜意。从单位关系出发，正式的权力关系、非正式的权力关系，以及工作世界与生活世界重叠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共同形成了单位内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几乎所有的单位成员都在不同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卷入了单位内部人际关系的漩涡。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成为“单位人”至关重要的工作与生活内容。
尽管如此，在清华大学教授汪晖眼里，当年作为单位的工厂，和今天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工厂相比，仍然更具温度。今天，工厂就是生产单位，人际关系几乎降到了最低限度。在那些南方的大型工厂里，打工者在离开工厂后或许还有一些个人交往，但在工厂内部，却很难发展彼此的关系，因为所有的时间都被生产过程控制了。而在过去的单位工厂里，既有各种权力之争和利益纠葛，却也包含了更多的横向关系。张家长李家短，未尝不是一种人性的温度。
主动与被动离开
铁饭碗，大锅饭；生为单位人，死为单位鬼。但其实，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铁板一块的单位，开始出现了裂缝。
三中全会后，安徽小岗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撬开了公有制的一条缝，针对要不要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形成了激烈的讨论，最终，人民公社于1984年被废除。农村的改革对城市如何破题提供了启示，而城市的改革即是从工厂生产责任制开始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厂长”成为工厂承包者的文学代言人。
与此同时，农村的改革在进一步深入。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被肯定，使得村办企业、乡镇企业呈现燎原之势，于是，上海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星期六工程师”群体——平日里在单位上班，拿着36元的平均工资；星期六则被请到江浙一带，为乡镇企业做技术指导，月入数百元。
人群中有更勇敢者，主动跨出单位大门，这样的行为被称为“下海”，带着“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下海者中有返城知青开烟纸店、小吃店的，有工程师去中关村摆摊卖电脑的，还有文化人做起了“文化个体户”……这些“没有单位的人”，让旁人咋舌，他们却活在自己的精彩里。
当然，并非所有的“出去”都是主动选择的结果。上世纪90年代，作为新名词的“下岗”，转瞬成为热词，惊醒了数千万人的单位梦。
数据描绘的春色是苍白的
无论是下海还是下岗，被波及的大都是今天“80后”的父母们。因此，对于今天3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自己未曾体验过过去那种单位体制对职工的“溺爱”，父母传递给他们的对于单位的情感也是酸甜苦辣、不一而同，由此，他们很难建立起对单位深厚、持久的“爱意”。
沈琴是这段变化的旁观者。10年前，她大学毕业进入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头两年，单位几乎没有人员进出。后来，一年里单位有了一两次的骚动，传说着谁谁辞职了、去了哪里哪里。传的人撇着嘴、可惜着这一时“头脑发热”的辞职者。单位“一把手”在大会上发言时，便也有了些安抚军心的话。这样的骚动一年比一年多，却也渐渐地不再引起骚动。“一把手”更是淡然处之，不过是一年的工作里多了两场招聘会，笔试加面试，有大把的新人可供挑选。
这些年，也有过硕士、博士、海归挤破头考公务员的新闻。郑川便是其中一位，但辛辛苦苦考上后，干了不到两年，他还是选择了离开。“当初片面追求单位的稳定性，但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并不真正了解‘单位人’是怎样的。那是一辈子脱不开的关系，科层制带来的服从关系，能让人憋屈死。”
年轻的心，可不想憋屈死，他们只服从更好的创意、更强的能力，而不是级别。
蔡江舟在入职莉莉丝游戏公司一段时间后，在知乎网上写下了自己对公司的感受，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对公司扁平化管理的认可——4到5人的小团队，没有明显的上下级之分，每个人都有机会接触到某个领域的核心工作，每个人都需要负担起挺大的责任；大家之间积极交流，不会出现有人没事做或一直在打杂的情况。
相比“我在这家单位能做多久”的考虑，一起工作的“小伙伴”好不好玩，更能影响年轻人的选择。正如作家马伯庸所说，“一个人如果愿意在一家公司停留10年，那么一定有工资之外的理由。”而他是这样描述自己在施耐德电器公司的10年的：“我在这里待得很舒服，所有的同事我都很喜欢，所有的老板都不会让我的胃发生痉挛。我创造的价值，可以得到认同；我犯的错误，可以得到包容；甚至我在工作之外的营生——全公司都知道我在写书——也能得到诚挚的祝福，偶尔还会有同事自己买了书跑过来签名。注意‘自己买’这三个字，很重要。”
当然，也有更彻底的“叛逃者”，相当一部分“90后”，在走出校门后，根本不把进入任何一家单位作为自己的选择。
“楚色”就是这样的“叛逃者”。中英两国名牌大学博物馆专业的教育背景，让她在回国后很快就受到了一家国家级博物馆和一家知名国际学校的青睐，但最终她哪家都没去。看到她在网上发布的参观博物馆的感悟文章，手机应用“在行”找到了她，希望与她签约，专为高端客户提供博物馆导览服务。即便网站已经给予了充分的自由，“楚色”对签约依然十分谨慎。“一般人以为我们‘90后’不愿意去单位上班是想要自由，但其实，相对时间和行动上的自由，我们更在意实现梦想的自由。”她的野心很大——普及博物馆教育，而这个野心，她不认为可以在体制内的单位得以实现。
作为上海政法学院社会管理学院的院长，章友德每年都被要求向学校上交毕业生工作意向表，学校把毕业生就业率列为考核学院工作的指标之一。“但其实现在很多学生毕业后并不想就业，或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照常规就业。大学的根本是培养人，而不是做一张漂亮的统计表。”他说。
在一个多元的时代，用数据描绘春色是苍白的。
（《解放日报》2.15 顾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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