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员日常生活中的书法

    晚清官员日常的书法活动可分为练习、自娱、应酬三种。练习是指临摹古代碑帖和为了提高书法艺术水准所做的自由挥洒。自娱，指通过写字来获得审美愉悦。应酬则是为了应对各种社会场合而作书。

    写应酬字比办公还要忙碌

    读晚清人的日记，我们不难发现，扇面和对联是应酬书法中最为流行的形式（晚清人并称之为“扇对”），其数量远远超过条幅、手卷、册页。晚清名宦、中国首位驻英法大使郭嵩焘（1818-1891）留下了三十七年的日记，他在日记中有时会记录自己的书法活动，如同治元年（1861）七月四日日记：“雨。料理各处求扇对，酬应终日，亦觉劳顿。”言及应酬书法，郭嵩焘只提“扇对”，可见应酬书法中扇对最多。

    晚清官员写对联极多，一些有书名的高官书写对联的数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以曾国藩为例，同治三年（1864）三月，曾国藩一共书写了106副对联。同治七年（1868）二月，曾国藩共书写对联146副。对曾国藩来说，每个月书写百余副对联是常态，而非偶然。

    再看翁同龢。同治七年（1868）十月，翁同龢护送妻子的棺柩回故里常熟安葬。在常熟，翁同龢写了很多字。他的日记记载，十月初三日“竟日大雨，不能扫墓。为人作楹帖五十余、扇十余，手腕欲脱，观者如堵墙，落笔徒增惭恧耳”。这一天就写了六七十件书法。又如光绪元年（1875）二月十一日：“写对三十副，乏极。”所以，对翁同龢来说，一日写几十件对联扇面，也是经常的事。

    从目前已知的资料来看，一日内书写量最大的是何绍基。何绍基在道光十六年（1836）成为进士步入仕途后，求字者络绎不绝。咸丰二年（1852）九月初八日，他在京师，“写大字至暮，连夜得对子有一百零七副”。

    书写量大不得不请人代笔

    很多官员因为忙，需要专门撰写的对联会请人代笔。张佩纶（1848-1903）甲午正月十九日日记记载：“李光禄祠落成，合肥属为代拟楹帖，三日中得六联，思路艰涩，可叹！”此处“合肥”即李鸿章，时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正在李的幕中，所以代其撰写联文。

    吴大澄也曾为潘祖荫捉刀作对联。同治十年（1871）年末，因同治帝将于次年举行大婚，朝廷派潘祖荫为皇后寝宫写匾对屏幅等，潘祖荫来不及写，请时在翰林院供职的吴大澄约顾肇熙（1841-1910）、许玉瑑（1827-1893）来帮忙。

    磨墨量大催生磨墨机

    在和写字有关的准备工作中，磨墨最耗时。书写量大时，磨墨也成了不小的负担。这点晚明的文人已有记载。嘉庆道光年间的学者张穆（1808-1849）在一则题记中生动地记述了其好友许瀚（印林，1797-1866）为书所累，家童奋力磨墨的情景：“辛丑春，印林仁兄会试入都，寓于跫喜之斋，索字者日塞门。家童靡（引者按：‘靡’即‘磨’）墨声隆隆然，掔为之脱。”磨墨要磨到腕脱，说明对墨的需求量有多大。

    即便有人磨墨，要在一天写几十副对联，一个书童磨一整天的墨，也可能不够用。于是便会购买现成的墨汁。根据钱存训先生的研究，在十九世纪中期，液态墨汁已经产生，但最初主要用于商业（如印刷行业）。到了光绪年间，制造墨汁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一些文人已经经常使用墨汁。

    但墨汁不及新研的墨好，于是便有人想起制造磨墨机。王学雷曾撰文证明，苏州职业书法家姚孟起（1838-1896）在1879年已经委托钟表店制作了一台磨墨机，用姚的话说，“较手磨可快十倍”。姚孟起的磨墨机应该是以发条驱动。两年后（1881），随曾纪泽出使欧洲的谢智卿也制造了磨墨机，对此，曾纪泽旅欧时期的日记也有记载。光绪七年（1881）正月，曾纪泽在俄国，他廿五日的日记记载：“饭后至小村室，观磨墨机器良久。”

    (《北京青年报》1.24 白谦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