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中国学者梁启超、胡适、傅斯年等人均认为,中国亦曾发生过文艺复兴,其高潮是清代汉学,而新文化运动则是清代汉学的后续发展。这些学者所表达的涉及宋、明、清学术思想推演线索的看法,固然折射出民国思想界一些学者借助文艺复兴史推动中国现代文化兴起的积极意图,但将明末以后的考据学比作文艺复兴,或者将宋代以降思想学术文化归纳成为一个文艺复兴的趋势,不仅在实证意义上不能成立,也曲解了宋、明、清时代的中国思想学术,容易造成对中、欧比较文明史的误导。
“复兴”的核心含义,是曾经兴盛的事物经历了衰退甚至中断后的再度兴起。在欧洲,地中海古典文明的人文主义文化精神曾经极度昌盛,故后来的欧洲有可以复兴之文明;但中华文明的核心特征是延续性,既没有被摧毁,也没有发生文明承载主流人群的更换,更没有宗教化和“蛮族”化。所以,直到19世纪中叶,中华文明的基本文化精神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而是在与既有帝制体制总体契合的轨道上缓慢推演。发生深刻变革是在晚清民国时代,其动因大半来自西方,既包括西方的思想、科技,也包括西方侵略造成的危机压力。
中国之所以没有与欧洲文艺复兴总体类似的文化运动,主要是中、欧两大文明各自精神、理路的不同所致,丝毫不值得遗憾,也无需夸大中国历史文化中某些表现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共性。
(《南国学术》2016年第1期 赵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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