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时代呼唤中国政治学

    中国发展模式及其实践，撼动了国际机构对于经济发展与治理的话语权。中国发展模式让许多发展中国家思考，如何在社会公正、可持续性发展以及自由市场竞争效率之间取得平衡。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可能在美国式资本主义与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之外，开创了第三条道路。

    中国政治模式在引导社会追求最佳公共选择上有其明显的功效，能够平衡程序、能力与结果三个环节。中国经验在西方代议民主体制的经验之外，开创了另外一种取得“政治正当性”的可能选择。政治学者必须重新检讨“民主”与“非民主”政体的传统二分法，应该用广义的“良好治理”指标，用能够有效达成“社会最佳选择”作为判断，来比较各种政体的表现以及正当性基础。当使用这些本质性的指标来比较不同政治模式的优劣时，我们才会对于政治体制的“程序”“能力”与“结果”三者予以同等的重视。

    基于主权国家原则建构的国际秩序认为，国家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符合自然秩序，强调普遍化原则，普世套用一个标准。但在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世界观看来，“独善其身”并不可取，“兼善天下”“己立立人”才是理所当然；局部与整体是有机的联系，无法分割；追求局部利益不能危害全体。“多元一体、和而不同、休戚与共”才是合理的自然秩序。相对于中国传统天下体系世界观，主权国家原则下的形式平等是一种“伪善”，它让强权摆脱了对于弱小者的道德义务，为实际上的支配与宰制提供掩护。中国传统承认位阶差序才能确立位于上者的特殊责任，确立大对小、强对弱的扶持义务。

    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应该多研究“大历史”与“结构转型”。应该思考我们正处于什么样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从哪里来？可能往哪里去？我们所处的时代受什么样的历史趋势主导，又蕴含与累积了怎样的趋势转折与结构转型动能？要能提出根本性的问题。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数百年难遇的“巨变时代”。中国兴起将带动21世纪全球秩序重组，带动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由此全面提升了非西方世界国家在全球协调与治理体制内的发言权，西方国家独占人类历史舞台的时代即将结束。“巨变时代”呼唤“中国政治学”。

    （《北京日报》1.25 朱云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