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病住院的周总理

    永远不愿麻烦别人

    住院后的医疗护理工作，理应由护士负责，可是周总理的日常生活习惯，还是我们卫士熟悉，所以有些事情由我们卫士去做，这在总理住院的后期显得更加突出。总理得的是膀胱癌，有些下身的治疗是由大夫去做，他不让护士清理他的下身。如手术后的几天，因体虚出汗过多，需要擦洗身体，护士负责擦上身，我们负责擦下身。

    1975年9月20日第四次手术后，特别是进入12月，总理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全在床上解决，大小便的清理工作都由我们卫士来做。大夫们一再交代，总理经不起风寒。为使总理不因大小便时受凉，我们就跪在床边，头伸进被窝，借助手电筒的微光，为总理清理大小便。总理真是瘦成皮包骨了，他两条腿上的肉很少，只剩两张皮了。每次清理完毕，我们都用毛巾给总理热敷一下，每次用时5－10分钟。看着总理脸上轻松的表情，表明他已舒服了很多，有时总理对我们点点头，我们才会松一口气。

    总理在日常生活中很注重仪表。每天起床后，他在卫生间自己刮脸或者去北京饭店刮脸，这是每天必做的事。有时感冒了，几天不去开会、不去见外宾，他也不会几天不刮胡子。记得1973年底，在政治局会议上被重点批评的时期，虽然心情不好，但他每天去开会，仍然穿戴整洁、仪表端庄。

    住院的日子里，除了手术后的几天不能下床洗漱外，只要自己能去卫生间，总理都会一项不落地做好清理。卧床后的两个多月，总理已不能下床，只好由护士帮他洗漱。张树迎、乔金旺和我看着总理的胡子慢慢长长了，总理不同意再请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来刮脸，他不想让朱师看到他病成这个样子，怕朱师傅难过。我们也不能任由总理的胡子这样长下去，我们不会刮，我们可以用剪刀剪呀！

    于是，我们同护士许奉生商量此事。经总理同意后，我们开始给总理剪胡子。张树迎、乔金旺都比我年长10岁，他俩当助手，我和许奉生负责剪。刚开始剪时，总理还幽默地说，你们别剪破了脸。我剪了两下，觉得总理不太放心，改由护士许奉生剪。她胆大心细，手也轻巧，我只能当助手。剪得虽然没有刮得那么好，看上去还过得去，不会因为胡子而影响吃饭了。同时，也能使总理保持仪表整洁的习惯。就这样，我们剪过两次，始终不让总理的胡子长得过长。最后一个月，总理无法进食，改为鼻饲，不能再为总理剪胡子了。病中周总理的胡子也没长得像在延安时期的“美髯公”那样。所以，总理去世后，我们把他送到北京医院的太平间，请来了朱殿华师傅。朱师傅哭着说，你们两个多月没让我去看总理、没给总理刮脸，他的胡子也不是长得很长。我们说中间给剪过两次。他很细致地为总理最后一次刮净胡须。

    病中不忘叮嘱付汤钱

    有一天，听医疗组负责肠胃消化方面的专家陈敏章介绍，北京饭店有一种汤做得很好，营养丰富。我们如获至宝。因为在当时，只要对总理治病有利，我们都会采纳。

    我开车到北京饭店去定制这个汤。汤的用料比较多，我只记得有海参丝、鱿鱼条、香菇等，用鸡汤炖。做好后取回来给总理吃，总理觉得不错，喝起来比较容易。总理询问了汤是哪儿做的，并一再叮嘱一定要付钱。我说总理放心吧，我已付了钱。

    后来，北京饭店又为总理做了同样的一碗汤，取回来的当天，总理因改用鼻饲，不能进食，拿回来的汤总理也没喝上。我们取汤时付钱给北京饭店。他们说，总理吃得好，以后还会要，最后一块算吧！我们也觉得这办法可以。因忙于照顾病情逐步加重的总理，我们把汤钱的事给忘了。

    周总理去世后，张树迎和我想到了这件事，便打电话找到了北京饭店的齐经理。他哭着说：“总理都不在了，你们怎还想着这件事，这钱不能收，不能收。”他连说了几个不能收，悲痛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张树迎对我说，那就算了吧。这碗汤钱就没交成。

    钱没交，当时我们是想通了。可今天想来，仍觉得对不起周总理。这是我们的过错，我们的失误。

    总理是穿着旧衣服走的

    周总理病重后期，我们仍然抱着他能病愈出院的希望，谁也没提出后事的准备。对总理1976年1月8日病故，我们仍感突然。

    遗体送去北京医院的当天，要求我们把衣服送去。我们去问邓大姐，她明确告诉我们，不做新衣服，要选他平时最喜欢穿的现有最好的衣服。我们选了总理冬天穿的灰色法兰绒中山装，这一套相对较好，虽说旧些，可没补补丁；一件布衬衣，这是一件比较好的衬衣，也已穿过多年，不过没有更换领子和袖子；一条布衬裤和一件西装背心。这几件衣服，有的穿过几年，有的穿过十几年。总之，没给总理赶做一件新衣服。

    邓大姐看过为总理准备好的衣服后，含着眼泪对我们说：“这是恩来的作风，你们最了解他，平时为他添一件衣服都很困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为他浪费人民的钱。新的旧的都一样，都会一把火烧掉。以后不会有人怪你们。”

    (《陪伴病中周恩来的日日夜夜》高振普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