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俞可平

    12月3日，在北京大学一间能容纳数百人的大教室里，刚刚辞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出任北大讲席教授的俞可平，正在这里给学生们作公开讲座，他演讲的题目是《政治学的公理》。在演讲中，他告诉学生们，“民主是人类进步的历史潮流，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辞职

    1988年从北大毕业后，俞可平很快就调到中央编译局工作，并且一干就是27年，从一名普通的助理研究员成长为局领导。尽管从政多年，俞可平至今仍保持着一个学者的习惯和作息：喜欢爬山、游泳、射击，不跳舞、不去卡拉OK、很少应酬，每天晚上只睡6个小时，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读书、做学问。

    俞可平重回北大虽然只是一次人事调动，但消息一经媒体披露，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有人猜测，他肯定是鼓吹民主，犯了错误，被边缘化，不得不离开；也有人怀疑，俞可平是不是对改革失去信心？心灰意冷，提前隐退。

    “这些猜测都是捕风捉影。”他说，“我只是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做学问，实现一个学者推动学术进步的愿望。”

    有一次，俞可平在浙江大学与学生座谈时说，“如果你觉得自己非常优秀，非常聪明，那么你最好去做一名学者。为什么呢？你想想，现在是民主政治，你官再大，再聪明，你的权力也是受到制约的。但是如果你成为一位学者，你的潜力就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没想到几年后，他以自己的亲身行动实践了当年的建议。

    求学

    俞可平1959年7月出生在浙江诸暨的花山村，童年的生活相当艰苦，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及之后的恢复高考，俞可平可能一辈子也很难走出花山村。幸运的是，1978年这个19岁的青年考上了绍兴师专（现绍兴文理学院）政史系，并一步步从厦门大学哲学硕士，读到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系的博士。

    从历史到哲学、再到政治，虽同为文科，但跨度还是不小。不过，这段特殊的求学经历，日后反倒成了俞可平的优势。社会现象复杂多样，只有凭借多学科的视角，才能深刻把握社会现象的本质。因此，要有历史的眼光，要有哲学的分析，要有政治的远见。

    俞可平在北大的导师是中国新时期政治学的奠基人之一赵宝煦教授。赵宝煦本来希望俞可平研究国际政治学，这意味着他将有很多机会出国。但没想到，对这个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研究方向，俞可平却不感兴趣。他告诉导师，他想研究中国政治，而且是中国现实政治。俞可平解释道，在中国社会，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治，不是经济，作为研究政治学的人，应该参与到改革当中去。

    探路

    1990年，刚入职两年的俞可平发表了一篇谈论人权的文章《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他在文中说，人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而在一些国家人们对人权则一直缄口不语。

    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过去，谈论人权是禁区。不出意料，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也招致了很多批评。中央很重要一个部委的司长，拿着文章说，俞可平鼓吹人权，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宣扬资产阶级的观点。还有一些人直接给中央编译局局长打电话施压。不过，局领导很支持这个大胆的年轻人，都给顶了回去。

    正是这种自由的环境，使得屡触敏感话题的俞可平，不仅没有受到批判，反而获得了破格提拔，很快他就成了单位最年轻的研究员。

    除了在理论上为中央提供决策服务外，俞可平逐渐意识到实践的重要。他开始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寻找现实路径。他认为，中国采取的是基于路径依赖的增量改革，在治理结构上以党组织为主导，更加重视协商民主和决策民主，并试图将选举与推举结合，法治和德治结合，以善治为目标。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俞可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增量民主”的概念。依据这一理论，所有政治改革都必须在不损害公民已有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增加原来所没有的政治利益。通过持续不断的政治改革，达到政治生活中的最优。

    盛名

    作为一名学者型官员，俞可平尽管理论成果丰硕，但让他进入公众视野的，却是9年前他那篇不足2000字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

    当时很多猜测，俞可平抛出《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是中共高层的授意，旨在为十七大推进政治改革预热和探路。9年后的今天，退出官场的俞可平对此做出回应，当年他撰写、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与高层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完全是出于一个政治学者对中国政治的直觉判断和社会责任。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民生的改善，老百姓一定会有政治的需求。这个时候，民主的要求一定会提出来，这是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逻辑。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倡导治理与善治时，很多人也不以为然，但现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善治’的理念也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正式提出。我的许多观点和理论顺应了中国现实政治的逻辑，这一点我很自豪。”俞可平说。

    《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在受到追捧的同时，也引发了巨大争议。在俞可平看来，这正是他所期望的——既有来自极右的批判，也有来自极左的批判，“缺少一个，我都感到很遗憾。这说明了我的文章避免了这两种极端。”他的名言是：“不左不右，走人间正道！” 

    （《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第48期 蔡如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