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落异乡的“敦煌”

    去年岁末，美国掀起一股敦煌热，全世界敦煌研究者齐聚普林斯顿大学研讨敦煌文化，中国记者罗寄梅七十多年前拍摄的一组敦煌石窟旧照同期展出,引起不小轰动。这组拍摄于1943年的旧照,1949年后流失到海外，国内很多敦煌研究者还是首次看到。

    罗寄梅，湖南长沙人，1902年出生，黄埔六期学员，1926年参加北伐，1929年北伐结束后，罗寄梅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文艺处任干事。1938年，罗寄梅到中央日报社任摄影部主任。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由于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学术界开始重视对西北的考察，由当时的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机构先后派出了考察组，到包括敦煌在内的西北地区考察。

    1943年，国民政府决定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对敦煌石窟进行保管和研究。作为筹备组的负责人，画家常书鸿先生为筹备研究所作了很多准备工作。其中一项计划就是要对敦煌石窟中最有代表性的洞窟进行全面的拍摄存档。罗寄梅承担了这项拍摄任务。1943年，罗寄梅受聘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偕夫人到敦煌从事摄影工作，他们有计划地对石窟进行全面的拍摄。

    那个年代，莫高窟没有电，洞窟里光线很差，罗寄梅是如何对洞窟内的壁画进行拍摄的呢？由于莫高窟坐落在大泉河西岸，所有洞窟窟门都朝东，每天早晨，阳光照射到洞窟的正面，而在洞窟后壁往往终日见不到阳光，特别是有一些洞窟中央有中心塔柱，正好把阳光挡住，周围的壁画也不容易看清。

    罗寄梅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利用镜子把太阳光反射到洞窟里，在洞窟内用白纸或白布第二次把光线反射到墙壁上。这样，在很多洞窟的后壁，本来是光线照不到的地方，罗寄梅也拍摄了十分成功的照片。

    罗寄梅完成拍照后就返回了重庆。不久，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罗氏夫妇也到了南京。没过几年，风雨飘摇的国民政府开始迁往台湾，罗氏夫妇也随之移居台湾。在台北，罗寄梅到了中国文化大学任教，而其夫人则在城里经营一个小小的书店。后来，罗氏夫妇又移居美国。

    到美国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史专家方闻先生得知罗寄梅有一批敦煌石窟的照片，便要求看一看。这一看，使方闻先生十分吃惊，他意识到这是一批极其重要的学术资料。

    方闻建议普林斯顿大学买下这批照片。通过他的努力，又得到罗克菲勒三世基金的赞助，1968年，普林斯顿大学购得了罗寄梅在敦煌石窟拍摄的全部照片（但罗氏保留著作权），这些照片就存放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艺术与考古学系，作为师生们教学和研究的参考。此外，学校还聘用了罗夫人在校工作，以整理这批照片。

    到了本世纪初，普林斯顿大学酝酿出版罗寄梅拍摄的敦煌照片。美国并没有熟悉敦煌石窟的专家，虽然也有一些美国学者对敦煌石窟的某些问题作过研究，但还没有谁能全面了解敦煌石窟。2008年，年近八旬的方闻教授专程到敦煌考察，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莫高窟。敦煌石窟艺术的精美与浩瀚广博使他非常震惊，他意识到必须请敦煌研究院的专家来协助工作，才能把罗寄梅的照片搞清楚。

    经过与敦煌研究院的协商，2010年，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被邀请到普林斯顿大学对敦煌照片进行全面整理。经过半年的努力，每张照片的内容、所在洞窟及位置、壁画的时代等等都清楚地呈现出来。

    罗寄梅拍摄3000多幅老照片，对敦煌石窟的外貌的记录，留下了今天无法看到的历史状况；对部分洞窟内部的记录，也使今天的敦煌研究者看到同一洞窟在数十年间的变化；后来因各种原因被毁坏了的壁画，也能通过旧照得以一窥究竟。

    (《北京晚报》2016.1.12赵声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