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确立大国译略

    语言是大国博弈的工具，翻译事关国家命脉。西方翻译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就具有明确的战略目的。当时的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284年）文化资源匮乏，完全依赖希腊文化的“输血”，“供血者”正是古罗马的千百个翻译家。通过翻译，古罗马实现了对希腊文化的“征服”。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和跨时空的传播行为，也是最具建构力的创造性活动。翻译还表现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竞争甚至对抗。翻译是文化传承必不可少的手段，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积聚和发展有巨大作用。思想文化的传播，文化战略的实施，都离不开翻译。

    翻译把人类精神的杰作从一种语言传输到另一种语言中，为其他民族注入一剂能量。浪漫主义先驱斯达尔夫人把翻译视为民族之间的思想贸易。由施莱格尔翻译的莎剧精确感人，完全融入了德国文学，成为德国文化的一部分。当莎剧上演时，观众已不再把它当作英国作品；莎士比亚也不再是英国人，而是和席勒一样的同胞。翻译丰富了民族文学和文化，翻译就是扩大。季羡林先生曾说：“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

    考察中西翻译史，就能发现翻译为一定目的服务，与某种政治、宗教、经济或社会需要紧密关联。“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明末清初，东西方发展的巨大反差和艰难时局促使徐光启立志经世致用、富国强兵，在实践基础上提出了“翻译、会通、超胜”的思想，不仅开创了“西学东渐”的先河，而且主导了这一时期的科技翻译高潮，表现出卓越的本土意识、科学精神和战略思维，对当代社会仍有启示意义。

    翻译水平和翻译事业与国家战略安全息息相关。在新的历史时期，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关注和促进翻译事业发展。伴随我国综合国力提升与国际地位上升，崛起的中国要确立大国译略，才能更好地融入世界。

    （《光明日报》2016.1.9 朱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