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周恩来是北京人艺的奠基人、创业者，更是良师益友，是他提议建立的第一个“全国专业话剧院”，是他推荐的曹禺作为院长，是他批准建设的首都剧场……
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周总理非常喜欢看戏，特别是喜欢看北京人艺的戏。然而，他日理万机，经常要等到下午工作结束以后，才能问问秘书晚上有没有安排，如果没有那就可以去首都剧场看戏了。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情况，首都剧场的杨经理每天演出以前，都要留下几张保留票以备不时之需，一直等到演出以后半个小时方可另行处理。
这天，在演出以后半个小时，刚刚把保留票售出，观众也已经进场入座，突然接到电话——周总理要来看戏。怎么办呢？杨经理急得满头大汗，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杨经理把楼下第7排中间几个座位的熟悉观众，好言好语给请到边上的座位上去。换好座位以后不久，周总理也到了剧场。二话没说，悄悄地被带到第7排座位上就座。
中间演出休息的时候，周总理来到小休息室。突然，他把茶杯放下，问道：“我坐的座位上原来是不是有人呢？”杨经理没有办法，只好说出了实情。周总理想了想有些激动地说：“胡闹！世界上根本没有这样的道理，人家是先来的，我这个后来的反而要把人家赶走。不能这样，一定不能这样。杨经理，休息以后你要把人家请回到原来座位上去，而且要向人家赔礼道歉。要道歉！”然后，他停了一下又交待：“你们剧场里不是还有一个导演间吗？我就坐在导演间里看戏好了。”
休息以后，几个熟悉的观众回到了原来位子上，周总理坐到了观众席的最后方，看不大清又听不大见的导演间里。从此以后，似乎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周总理只要是迟到了，就坚决要求到导演间里看戏，不能有其他特殊安排。
1958年老舍的新作《茶馆》正式在首都剧场演出了，而且受到戏剧界同行和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剧场售票处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红火场面。
然而，文化部的一位领导人来到剧院召开党组会议，严厉批评北京人艺领导的“右倾”指导思想，说在组织创作和演出当中，“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专家挂帅”。实际上，就是指责《茶馆》是“恋旧”作品，是为刚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大唱挽歌”。为此，《茶馆》在连续上演59场，而且场场客满的情况下，被强令停演打入“冷宫”。
周总理大约是听到了关于《茶馆》停演的信息，在1958年9月12日来到首都剧场观看《红旗飘飘》的时候，突然谈到的却是《茶馆》。周总理有意地问身边的于是之说：“《茶馆》为什么不演了？”于是之一愣，没敢说出其中缘由。周总理又说：“请你转告党委书记，《茶馆》这个戏改一改还是可以演的嘛！”
1963年春天，剧院趁着“新侨会议”和“广州创作座谈会”的“小阳春”气候，冒着一些风险，重新恢复上演了《茶馆》。
1963年7月7日下午，周总理在马上就要登机外出工作的紧迫情况下，匆匆忙忙来到首都剧场，看了日场的《茶馆》。看完戏以后，由于时间紧迫，只是向焦菊隐和党委书记赵起扬说：“《茶馆》这个戏没问题，是一出好戏……如果有点意见的话，只是第一幕发生的时间是不是往后放一点，现在写的是戊戌政变，放在辛亥革命前夕就更好。……不过，这个意见不要向下传达，以免说不清楚耽误事情。……等以后我要亲自和老舍先生商量好了。”
如果不是周总理及时有力的“出手”挽救，广大观众就根本无法欣赏到直到今天依然享誉遐迩的优秀经典剧目《茶馆》了。
周总理虽然工作很忙，但是他先后41次看了剧院的演出，而且每次看戏以后，都坚持要到舞台上来，向全体演职员表示衷心感谢，无一例外。他常常是站在舞台上或坐在小休息室里，谈出自己具体的看戏印象。
周总理的艺术情结要从什么时候算起呢？大约要从1916年他18岁在南开学校《校风》杂志上写的一篇文章算起。他在《吾校新剧观》中主张：“新剧的内容，是不要脱离现实；新剧的形式，应该是语言通畅，意含深远，悲欢离合，情节昭然。”同时，他还在“南开新剧团”里，改编剧本、评论演出、扮演角色、装置布景……样样都干得很好。
到了晚年，周总理有两件事也值得一提——
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一个晚上，舒绣文在《骆驼祥子》里扮演虎妞，演出结束以后，邓颖超突然从舞台上的布景门走了出来。邓颖超笑着说：“绣文，我又来看你的戏了！”舒绣文十分惊喜地迎了上去，大喊：“邓大姐！太好了！”这时，没有等舒绣文再说什么，先是听到有人一阵爽朗的大笑声，接下来布景门再次打开，周总理满面春风地拉着舒绣文的双手，如同孩子一样高呼起来：“你们看啊，我又上舞台演戏来了！……是不是？……是不是呢？”
上个世纪70年代初，周总理一再对人们由衷地表示：“你们说我退休以后会做什么呢？……告诉大家——我想去演话剧，就扮演曹禺写的《家》里边那个大少爷好了，现在看到的演出都不太满意，我是有这种封建家庭生活的，完全可以演好”！
（《北京日报》2016.1.5 梁秉堃）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