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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的乡村》的影响
1935年，萧军发表了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鲁迅说它“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有学者说，《八月的乡村》是第一部描述东北抗日义勇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奋战、不屈不挠，开“义勇军文化”先河的力作；萧军是撰写世界反法西斯小说的第一人。
1987年5月，萧军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初次访问香港和澳门，为“中华文学基金会”筹募。令第一次“走出来”的年轻作家们吃惊的竟是那么多的“老总”团团围住萧军不住声地说，当年参加革命都是受了《八月的乡村》影响。
中共“五老”之一的董必武曾亲口告诉萧军，红军被迫转战西北的长征路上，他们是把《八月的乡村》拆开页子来，一篇一篇地传着轮流看完的。
1938年春天，萧军只身来到延安，毛主席听说了，竟“礼贤下士”专门去招待所看望他。
给鲁迅写信
1934年6月，萧军和萧红来到青岛。当时萧红正在创作小说《生死场》，萧军正在写作《八月的乡村》。青岛的荒岛书店是萧军常常光顾的地方，而书店经理孙乐文早已成为他的好友。一次闲谈中，偶然提到写作题材的问题，孙乐文建议萧军不妨请教鲁迅先生——孙乐文曾在上海内山书店见过他。
“我怎么同他联络呢？”萧军有点茫然。
“写信。”孙乐文说。
《生死场》写完了，也抄好了；《八月的乡村》还在继续创作中。他们不确切小说所取题材以及要表现的主题，是否与当前革命文学运动的主流合拍？怀着忐忑的心情，萧军从青岛给鲁迅寄出了第一封信。
信是寄出去了，但萧军和萧红在精神上还是做好了充分准备：一是不一定能得到复信；二是即便复信恐怕也得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只是作为一种希望，一种“遥远的希望”希望着。
《鲁迅日记》1934年10月9日载：“得萧军信，即复。”
10月19日，一个喜出望外的日子。这一天，萧军从荒岛书店取回了鲁迅从上海写给他的第一封复信。
萧军先生：
给我的信是收到的。徐玉诺的名字我很熟，但好像没有见过他，因为他是做诗的，我却不留心诗，所以未必会见面。现在久不见他的作品，不知道哪里去了？来信的两个问题的答复——
一、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跳舞场吧，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
二、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工夫和本领来批评。稿可寄“上海北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最好是挂号，以免遗失。
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我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
专此布复，即颂时绥
迅上
十月九夜
萧军把这信和朋友们读了又读，和萧红一起读了又读。一个人的时候，只要抽出时间，不论日间或深夜，不论海滨或山头，也总是读了又读。他几次是噙着泪水读的，仿佛面对先生本人。
10月22日，《八月的乡村》结稿。萧军极度兴奋，与萧红在海滨留下了一张两人的合影——对着镜头，萧红微微含笑；萧军侧身坐着，望着远处若有所思。
谁知形势突变。党内出现了叛徒，青岛市委遭到极大破坏，萧军好友舒群及其妻一家在中秋节那天全部被抓。
一天晚上，中共地下党员孙乐文把萧军约到了栈桥东端大亭子的一处阴影里，交给他四十元钱：“我明天就要转移了，家里、书店里全不可能住下去了，你们也赶快走。这是路费。”
满洲自然是回不去了，青岛这边又出了这样的事，能到哪儿去呢？上海，只能去上海！那里是革命文化的中心，那里有鲁迅先生——哪怕只见上一面。
见到鲁迅
到了上海，萧军和萧红租下一个便宜的亭子间，采买了一些生活必备品，原先身上的四十元钱已所剩无几。
他们想即刻见到鲁迅先生的心情愈加强烈。萧军给鲁迅写信，告诉了他们在上海的住址。
终于盼到要和先生见面的日子了！鲁迅约他们去内山书店见面。
11月30日的午后，按照鲁迅指定的日期和时间，他们到达了内山书店。只见老板正用日语在和鲁迅谈着什么，而鲁迅一眼就认出了他们，先生见过他们的照片，而且他们的打扮和上海人不一样。
“我们就走吧。”鲁迅说了一声，走到内室把桌上的信件、书物一类的东西迅速包进一方紫底白花的日式包袱皮里，挟在腋下走了出来，并没有再跟谁打招呼。
鲁迅走在前面，他们保持了一定的距离默默地跟在后面。
鲁迅走起路来很快。
凝视着那瘦削而直直的黑色背影，眼泪已经浮上了萧军的眼眶。第一次会面的地方，似乎是一家俄国人开的咖啡馆。过了一会儿，许广平带着海婴也来了。萧军把抄好的《八月的乡村》的稿子交给了许先生。
临别时，鲁迅把一个信封放在了桌上，指着说：“这是你们所需要的。”
萧军知道那是他信中所提到向先生借用的二十元钱。体谅到两个年轻人还没有回去的路费，鲁迅又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大把零钱。
这第一次的见面使萧军和萧红感受到了一种从没有过的温暖。
1935年3月28日夜，鲁迅把《八月的乡村》读完后，为这部作品写下序言。
（《光明日报》2015.12.17 萧耘 王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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