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统缘何缺席中国

    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认为，在16世纪之前，我国的科学走在世界的前列，只是到了近代才开始落后。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我国近代科学落后了。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我认为，李约瑟在这里混淆了科学与技术。因为，中国古代的技术是很发达的，但没有科学传统。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科学传统。

    不同的人文，不同的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就其有形的方面而言，有饮食、服饰、建筑等；就其无形的方面讲，有语言、社会制度、观念、信仰，林林总总。但其最核心的最本质的是关于“人性”的认同。不同的人性认同与人性规定，决定了文化的根本不同。为了理解文化传统的不同，我们最终都需要追溯到不同文化所预设的不同人性理想。

    为什么人性认同和人性规定会成为文化的根本标志呢？其根本的哲学原因在于，人是一种“有待”规定的存在者，而“文化”就是对人性的“规定”，“人性”是从文化而来的，而非生物学上遗传得来。

    说人是一种有待规定的存在者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方面，人是先天缺失者；第二个方面，人是有死者。人是先天缺失者是指，与其他生物不同，人并无固定的本质、本能，其后天教养在人性养成过程中占有绝对的优势。

    作为有死者，人需要为自己的生提供意义辩护。只有人这个物种是在活着的时候就知道死的不可逃避性。这种对死的先验的知，引发了一个严重的哲学难题：既然早晚必死，为何当初有生？生命意义何在？明白自己必死的人类何以能够如此坚定执着地活着，哪怕吃尽苦头、受尽屈辱？这一方面固然有动物的求生本能在起作用，更重要的方面在于，每一个人生下来就生活在一种文化之中，在这种文化之中，习得了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生的意义”或者“有意义的人生”。这个“人生的意义”通常并不是以概念命题的方式出现的，而是渗透在你的日常生活之中，在生活实践之中被领悟到。

    在汉语里，当我们讲到“人文”两个字的时候，其实是表达了两个东西，一个是“人”，一个是“文”。前者指的是理想人性。后者“文”古代通“纹”，是一个动词，表示画道道、留下痕迹，基本意思是“纹饰”，以后发展成了达成理想人性所采纳的教化、培养、塑造方式。所谓“文化”，指的就是这种训练理想人性的过程。

    中国和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们各自有很不一样的“人文”。要深入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最好的办法是看看它们各自有什么样的人性理想、什么样的教化方式，一句话，有什么样的人文。

    “仁—礼”是主流的“人—文”

    中华文明本质上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安于一地、少有迁徙，安土重迁，定居、安居意识很强。中国人特有的“籍贯”概念就是对这种情况的一种反映。对于有籍贯概念的人群来说，地缘即是血缘：住在一起的人都是熟人，拐弯抹角的差不多都是亲戚，都有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典型的熟人文化。

    人们群居在一起，需要建立秩序，依照这个秩序，人们分配各式各样的资源、处理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这种秩序就是文化秩序。对于农耕文明而言，地缘人群实际上就是血缘人群，因此，农耕社会很自然建立了以血缘关系为主要依据的文化秩序，即血缘秩序。血缘秩序成为其他一切社会秩序的基础和范本。

    血缘文化的核心是血缘感情。所谓“亲”就是“近”，而所谓“近”并不是物理距离上的远近，而是在血缘谱系中的近。一切血缘感情都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爱的扩展和外推。其他一切“爱”都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的某种外推和变种。

    农耕文化、血缘文化和亲情文化在“人性”的认同方面有自己的独特性。儒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占据中国文化主体地位，他们把“爱”作为人性的根本，以“仁”概而言之。《论语》中说“人者仁也”，就是把“仁”作为人性的根本。什么是“仁”？简而言之就是“爱”。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仁爱”，是奠定在血缘关系之上的爱。这种爱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越近的越爱，越远的则越弱。“仁爱”，不是平等之爱，而是差等之爱。因为所谓血缘秩序，本来就是亲疏有别的等级秩序。

    中国文化基本上是按照血缘文化准则对一切非血缘的社会关系进行血缘化处理。一切人际关系都作血缘化处理，都纳入一套差等有序的关系之中。但是，我们经常碰到的是，在同一场合下，多种多样类型的社会关系同时出现。如何将它们统一纳入一个差等的序列之中，就成为一个重大的文化难题。消除或减轻这种困难的唯一办法是发展出一套培养方案、教育模式，来使人们在后天教育中习得这种理想的人性，这就是训练“人”之“文”。儒家作为“仁者”的“人”之“文”是什么？一个字，“礼”。礼是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用以规范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方式，也是通达“仁”这种理想人性的意识形态。简而言之，礼就是让人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从而有相应恰当的行为方式。《论语》中讲得好，“不学礼，无以立”。“学礼”，就是学“做人”。正是在丰富复杂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在后天学习“礼”的过程中，巩固和丰富了“仁”的内涵。

    “仁-礼”就是我国主流的“人-文”。“仁-礼”表现了农耕文化、血缘文化和亲情文化的人文内涵。在仁爱的旗帜下，中国精英文化的表现形式更多的是礼学、伦理学，是实践智慧，而不是科学，不是纯粹理论的智慧。

    为“自由而战”与“保家卫国”

    西方文明的源头有两个，希腊文明加希伯来文明。与中国典型和成熟的农耕文明不同，西方文明受狩猎、游牧、航海、商业等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其农业文明既非典型也不成熟。

    无论游牧、航海还是经商的民族和人群，他们与农耕人民最大的不同在于，频繁的迁徙而非安居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无论《圣经》还是《荷马史诗》，都是讲漂泊的故事。漂泊的人群经常遇到陌生人，与陌生人打交道成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因此，与中国熟人文化不同，西方文明总的来看，是一种生人文化。

    由陌生人组织的人群，不可能以血缘关系准则来组织。相反，血缘纽带必然被淡化、边缘化，一种崭新的社会秩序的构成机制在起作用，这就是“契约”。

    契约文化要求一种什么样的人性理想呢？在我看来，契约文化要求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要求每一个人都能够负起责任来，从而能够制定有效的契约并有能力遵守契约。能够制定并能够遵守契约的人，必须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契约文化要求每一个人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人，于是便促成了一种别样的人性理想，即把“自由”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标志。自由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充斥在西方社会和西方历史的每一个宏大叙事中，充斥在无数的文学艺术经典中。

    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朝鲜战争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与西方的战争，一方是中国军队，一方是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交战双方都会树起自己意识形态的旗帜，以显示自己的正义和合法性，以激励士兵浴血奋战。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50年7月19日检阅入朝参战的美国空军和海军官兵的时候说：“这个自由的民族正在受到威胁，我们应该参战，为他们争取自由与和平。”而每一个现代中国人都熟悉这句话，那就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保家卫国”明显诉诸的是中国人熟悉的血缘文化精神。一方是“保家卫国”，一方是“为自由而战”，可以看出鲜明的文化差异。

    我已经把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的根本区别归结为人性理想的不同，一边是仁爱，一边是自由。现在，我要简短地说明，这种文化差别如何导致了科学没有出现在中国。正如为了塑造一颗“仁人之心”，古代中国人都要学“礼”，礼就是仁的人文形式，仁和礼构成了古代中国人的人文结构。为了塑造一颗自由的心灵，希腊人也同样需要一种人文形式，这个人文形式就是科学。对希腊人而言，追求科学不只是获得一些信息和经验，而是借此追求永恒。永恒的东西之所以值得追求，因为它独立不依、自主自足，它是自由的终极保证。

    （《光明日报》2015.12.24 吴国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