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法》修正案(九)出台之前，受贿人已入狱服刑，但行贿人被追究刑责的却寥寥无几。如2014年审结的刘铁男一案中，人们至今无法从公开渠道，获得涉案行贿人被追究刑责的信息。
律师倪泽仁表示：“行贿所得到的实际利益或者收益，按照法律规定是要没收的。但不追究行贿人，这一部分就没办法收缴了。”于是，公众看到行贿人最终被“轻处”，往往猜疑四起。但事实上，“重受贿轻行贿”的背后涉及法规，更涉及真相。
一位反贪局局长表示，每一个落马的地市官员背后，都有数十个乃至数百个行贿人。“查处一个县委书记，该县80%的科级干部可能都会牵扯进来，这也给办案带来很大挑战。”
与此同时，行贿人对“官员围猎”的手段却在与时俱进。一位纪委工作人员丁甲(化名)表示：“说到‘围猎官员’，当以山西最为典型。”如何接近、控制并俘获官员，是山西老板们在圈子里公开交流的话题。为了获取信息，安插“卧底”、买通身边人等手段并不罕见。除了对官员的个人喜好如打牌、收藏、玩车等悉数掌握之外，“姑娘结婚、儿子留学、丈母娘换房、情妇生儿子、朋友打官司等动态也要一一跟进。”
长期与官员打交道，商人们对自己的判断亦充满自信。“关键是要掌握好送钱的节奏，什么时候送、送多少、怎么送。”一位有多次行贿经历的煤老板表示，“一般的要先请吃饭、再送礼物，然后是真金白银；而有的甚至接触一次便直接可以判断，给50万元能收，直接拿钱砸，根本不必做其他试探性举动。”
由于行受贿双方往往一对一进行，检方很难拿到证据。倪泽仁表示：“实际上受贿案件查处成功，是行贿人配合的结果。一个官员被提起公诉后，其身后总有几个甚至几十个买官的官员和逐利的商人协助指控。”配合的同时则是有可能从轻处理。
11月1日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罪增加了规定罚金刑，并进一步严格了对行贿罪从宽处罚的条件。司法界人士对此持谨慎乐观态度，认为高调立法的同时，尚需严格执法、转变观念，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头并举综合治理。
（《中国经营报》12.28 李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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