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预警后算算成本账

    最近一个月，北京两次启动雾霾天红色预警。

    数据显示，12月初的第一轮红色预警首日减排污染量30%，12月19日的红色预警，PM2.5浓度下降比例约为20%到25%。部分污染企业停产、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等全社会付出的成本换来了PM2.5浓度的降低。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张俊杰曾研究过智利的空气预警措施，并对其效果进行评估。在他看来，要算清楚是企业停产损失大一些，还是老百姓因为重污染天健康出现问题的损失大一些，是不可能的。但是预警结束后倒可以算一笔细账，哪些措施对减缓污染物的聚集有作用，哪些措施社会付出的成本很高，但减排效果有限，应及时作出调整。

    张俊杰举了个例子，他的一个朋友在北京开了家熟食加工厂，该厂被通知从12月19日停产。但熟食厂用的是天然气，也没有能污染大气的污染物排放。这一停产，和各个销售点签的合同怎么办？在张俊杰看来，让一家食品加工厂停工4天增加的社会成本是不值当的。再比如，中小学停课这项措施，本身没有减排效果，是从健康的角度增加对青少年的保护，但从社会成本看，家长压力巨大。

    “是不是对中小学停课问题有所调整？”张俊杰说，公共政策本身就需要不断试错和完善，没有政策一出台就是完美的，关键要及时调整。

    （《中国青年报》12.24 刘世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