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12月5日，新版歌剧《白毛女》在上海演出。她从最初的诞生地延安开始，经太原、石家庄、广州、长沙、杭州等城市，如今终于来到上海。

    70年来，这部红色经典薪火相传：王昆等是第一代“白毛女”，郭兰英等是第二代，彭丽媛等是第三代，如今，雷佳是第四代。红头绳儿、玉茭子面、褴褛衣衫、佃农、地主、披散的白发……这些与现代生活存有距离感的舞台符号，会将前辈们关于压迫和反抗、绝望和希望、逃生和新生的情感记忆再次拉近么？

    对此，贺敬之既有担忧，更怀期待。他是《白毛女》剧本的主要执笔者，年过九旬，体弱多病，没能去延安观看新版《白毛女》首演。“现在有些年轻人，认为喜儿嫁给黄世仁不是蛮好的嘛，干嘛要反抗呢？他们对历史没有敬畏，不知道什么叫阶级压迫,什么叫‘三座大山’。今天的《白毛女》有责任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段历史。”因为腰伤，他斜靠在家中沙发上接受了记者的两度专访。延安和《白毛女》勾起了兴致，他总共聊了5个多小时。

    沙发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大红色的剪纸作品《回延安》。画面上，宝塔山巍然耸立，延河水静静流淌，还有那两句他呼唤过千遍万遍的“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

    1944年5月，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边区返延安时带回一个“白毛仙姑”的故事；这年秋天，仍在晋察冀边区工作的林漫将他创作的题为《白毛女人》的小说稿，托人带给“鲁艺”的周扬。周扬有个大胆的设想：能不能在新秧歌剧创作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创作一部大型的民族新歌剧？他把这一任务交给“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张庚让初出茅庐的贺敬之来担任歌剧《白毛女》的编剧。

    20岁的贺敬之在窑洞里，麻籽油灯下，连夜奋战，边写边流泪。贺敬之每写完一幕，作曲者就开始谱曲，剧本刻成蜡纸油印，导演和演员试排试演，一次次听取院内师生和院外人民群众意见，开创了边写边排边修改的“流水作业”新方式。就在即将完稿时，贺敬之累倒了，住进医院。另一位编剧丁毅接过笔杆，写完最后一幕“斗争会”。

    合力、协力、接力……集体智慧之下的新歌剧《白毛女》，于1945年4月28日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首演。

    在延安连演30多场后，《白毛女》赴解放区各地演出。丁玲在一篇文章中回忆《白毛女》的演出盛况：“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扶老携幼，屋顶上是人，墙头上是人，树杈上是人，草垛上是人。凄凉的情节，悲壮的音乐激动着全场的观众，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掩面呜咽，一团一团的怒火压在胸间。”田汉深有感触地说：“《白毛女》是为革命立过功劳的。”

    历史不容虚无

    贺敬之在延安时期写过秧歌剧《周子山》，讲了一个农民出生的地下党员在党内受到了批评，不满意了，就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当了土匪，最后被逮住了。现实中，共产党队伍中也曾出现过张国焘等人，因经不起考验而叛变。

    “既然你参加革命了，革命当然要审查你，革命还要对你提要求，革命里还有纪律。革命队伍里面也有黄克功，老百姓里面也有二流子。”贺敬之认为，这些对知识分子都是考验。战场上出生入死，敌人的拷打、诱降，同志们的批评、审查甚至冤枉，都会影响革命者和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变化不是一次就完成的，而是一次又一次触及灵魂，最后认清主流、支流、发展方向，形成牢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1956年，在“胡风案”中被隔离审查和处分的贺敬之刚刚重获自由，就接连创作了《回延安》《放声歌唱》，这些作品直到今天都是经典之作。

    1978年1月，贺敬之出任文化部副部长，走马上任之际就按照中央的精神，着手为胡风、冯雪峰、丁玲等一大批文艺界人士开展平反工作。

    他认为，我们确实走过弯路，但不能因为走过弯路就彻底否定过去、否定革命、否定历史。“这种‘去革命化’的历史虚无主义要引起我们警惕。”

    “不做无义之子”

    “回顾我一生的经历，离不开‘河’也离不开‘庄’。”贺敬之把自己称作“两河两庄”人。“两河”是指京杭大运河和延河，“两庄”是指山东台儿庄和西安七贤庄。

    贺敬之出生在京杭大运河畔台儿庄一户贫苦人家，台儿庄大战之后南下求学。1940年，不满16岁的他约上3位同学一起投考“鲁艺”。“我在这里吃到了人生中的第一顿饱饭——还有什么比这更暖心的呢？”贺敬之说，“‘树梢树枝树根根，亲山亲水有亲人，羊羔羔吃奶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我始终把党、把延安当成我的母亲。不论我以后遇到多大挫折，绝不背叛妈妈，不做无义之子。”

    “乡愁”正是贺敬之的“诗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记得住乡愁’。用《辞海》来定义，‘乡愁’是指‘思念家乡的一种伤感的情绪’，对革命者和文艺工作者而言，‘乡愁’还应包括新的内容，比如对人民、对祖国的深情。”贺敬之说，“这也是我1942年以后灵感的源泉和作品的主题。”

    (《文汇报》12.6 江胜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