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经济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调动闲置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产生经济价值的经济模式。其基本理念是以“不使用即浪费”和“使用所有权”,倡导“租”而非“买”,鼓励人们彼此分享暂时闲置的资源,从而达到资源最大化利用的目的。
分享经济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将对资源重构、组织重构和供需重塑带来巨大影响。伴随着交易成本的降低,劳动者、企业家、消费者等微观主体自发博弈互动,打破原有的商业模式、重构相互关系,最终形成符合新的、低交易成本要求的新商业模式,也即完成对原有商业模式的颠覆或者说是“破坏式创新”。从供应方来看,个体经济借助互联网强势回归,从消费方来看,则从以买为主变为以租为主。这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有利于经济增长。
“创造新供给”是分享经济的本质。在“供给侧改革”时代,分享经济将对释放增长潜能、改变需求结构、降低均衡利率带来巨大影响,不仅能快速提升总供给能力,而且能提高资本利用率,增加消费者实际购买力,尤其是服务消费。
分享经济能否大发展,取决于三个核心要素:资源、平台和信任。资源是共享的对象,平台是实现工具,而信任则是共享前提。从基础优势看,中国不缺资源,平台更不是问题,相对突出的短板是信任问题。
分享经济本质是一种严重依赖信用的经济模式。市场的供需双方必须建立互信关系,才会发生共享行为,才能达成交易。没有信任,难以想象一个消费者会放心地乘坐陌生人的车或者住到陌生人的家里。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的信任短板正在快速弥补。信任问题可以借助技术手段,比如二代身份证信息验证、社交账号登录、好友关系提示、双方互评体系、举报来快速增信。
相比之下,分享经济的最大烦恼还是落后的监管思维。
今年10月,交通运输部发布文件,明确提出将“专车”职业化、纳入交通运输管理,遭到诸多经济学家和法学专家的联名反对。他们认为,对网络约租车的平台、车辆和司机三个资质设立成行政许可模式,放弃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突出把各种许可、资质、限制、惩罚作为管理手段,可能会“管死”这个本来由市场孕育和选择出来的新业态,是一种与分享经济的理念背道而驰的落后监管模式。
新的经济模式,需要监管理念的创新。政府监管部门应该遵循市场主导思路,提高执政能力,对分享经济持更包容、鼓励和信任的态度,站在更高的战略高度看待分享经济对中国发展和转型的意义,改变监管模式,创新监管手段。同时,国家还需大力发展征信市场、开放金融领域现有的征信体系,在资本市场予以大力扶持,使诸如互联网金融、短租等平台,能享受更多分享经济的红利。
(《学习时报》12.14 王强 谢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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