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最近指出,中国“十三五”期间,将加速发展一批中心城市,承担全国性的功能,带动区域协调发展,形成经济发展新的增长节点。
中国出现世界上少有的特大型城市,原因之一是面向全国的服务性功能过度集中在一两个城市。以北京为例,北京城市病问题的根源是集中了太多非首都功能,若把企业总部、医疗高地、最高学府等功能转移,不但能解决自身的城市病,还能促进其他地区的发展。
以往一些地方出台的旨在限制人口流动与进入的地方政令都是短视的。大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城市功能的多重定位与多重角色。现在,北京的做法是将一些事业单位进行迁址,学者建议,将一些高科技、金融等功能转移到附近的天津,不仅缓解本地的大城市病,也可以对周边地区起到辐射性的经济带动作用。
“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要发展一批中心城市,强化区域服务功能。”发展中心城市,应该主要由内源性的动力起作用,而不是靠外源性动力。但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以行政力量扶持一批大城市是有必要的,因为资源有限,需要将资源集中起来以形成集聚效应,再以此带动其他。这有点类似“先富”带动其他人富裕的思路。
以前,城市群的发展依靠了国家的政策扶持与政策优惠;现在,市场化不断深化,而且公平更受重视,政策倾斜度不大可能达到彼时的力度,那么,新兴城市群的发展将更多依靠自身的比较优势。
(《21世纪经济报道》12.15 祝乃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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