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沈阳市多项工作和多个地区获批成为国家级示范试点。从全国养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到国家级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试验区，单是国家级“试点帽子”就超过30顶，加上省市的示范试点就更多。
据不完全统计，东北地区近40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有三顶各类国家级“试点帽子”的占大多数。地方政府在向上要“帽子”时，也会如法炮制向下发“帽子”。“试点乡”“试点村”层出不穷。
试点为何越来越泛滥?主要原因有二:试点与资源分配直接挂钩,使得“发帽子”成了一种权力,一年发多少“帽子”、给谁不给谁,其中大有文章可做；对地方政府来说,“抢帽子”抢的既是政绩,更是真金白银。以一个获国家地下综合管廊试点的省会城市为例，可在3年试点建设期内获12亿元中央专项资金支持。
“试点帽子”有诸多好处，故各地大多不愿意主动摘下来。有一个转型比较成功的资源枯竭型试点城市，因担心影响其试点地位，对转型成效不愿对外公开披露。“如果成功转型了，钱没了怎么办？”一位当地干部一语道破“天机”。
对此有评论认为，有些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害怕改革让自身利益受损,将试点当成了拖延改革的把戏。表面上说是要用试点为改革“打前站”,实质上是用“试点帽子”贻误改革时机。
有的改革需要试点,有的则经过充分调研、科学论证就可正式实施,让民众更快地分享到改革红利。如果每项改革都搞试点,变成“发帽子”和“抢帽子”的游戏,很多改革将寸步难行,甚至错过转瞬即逝的改革窗口期。
（《新华每日电讯》12.8 易艳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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