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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末的一天，时任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接到了林彪的电话：“解放军军人俱乐部不修了，把修建军人俱乐部的人力、物力、财力全部用来兴建一处我军的招待所。”
彼时，为了“提高我军指战员的科学文化水平和体能素质”，中央拨款2000多万元，准备在北京修建解放军军人俱乐部。计划改变与当时的形势有关。伴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增多，“为了接待国际友人，同时也为了给我军最高统帅机关提供一个安全良好的开会场所”，中央军委决定修建一处招待所。这处“招待所”，就是京西宾馆的前身。
“军队在京西新建的饭店”
京西宾馆初建时称“八一饭店”，1960年5月18日工程正式开工。
半年后，“八一饭店”完成了14层楼的框架结构，1961年初进入内部装修阶段。当装修到第八层，第七层以下的楼层、地下室和礼堂的内部装修尚未展开时，因国家正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党中央、国务院为了压缩经济开支，决定禁止兴建楼堂馆所。
在关于停建一切楼堂馆所的会议上，周恩来宣布，正在各地兴建的20多个楼堂馆所，除解放军的八一饭店外，其他全部停建。当时，参与会议的总后营房部一名处长表态称，“我们军队也不能例外。”但周恩来回复称，“这事由你们罗瑞卿秘书长决定。”
罗瑞卿召集开了军委办公会议，决定“八一饭店”停工。
1964年时值新中国成立15周年。而在一年前，北京市以市委书记彭真的名义向国务院建议，为了迎接15周年庆典，能否在人民大会堂西侧修建一座能接待两千多名人大代表的宾馆。
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知道后，向部队打听停工的“八一饭店”情况。当时，饭店内部各设备已购置，只要把八层以下的楼层内部装修完成后就可交付使用，周荣鑫将这一情况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称，军队在京西新建的饭店的收尾工程可以继续施工。此外，饭店由军队管理，军政共用。政府接待外国副总理以上的国宾，住钓鱼台国宾馆；接待外国部长级贵宾可住军队这个饭店。
1964年6月9日，罗瑞卿根据“八一饭店”所处的地理位置，将其定名为“京西宾馆”。
1965年1月19日，“八一饭店”工程完工，总投资达3000余万元。
首长到、电梯开
总参谋部决定，从1964年4月25日起，京西宾馆隶属于总参管理局，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管理局京西宾馆管理处”，正师级编制。
早在宾馆建成之前，工作人员的选调就已经开始。来自各军区各军兵种的95名选调干部、401名职工陆续进京。起初，京西宾馆的管理人员都是军人，后改为职员；服务人员是北京市的固定工和战士，后改用外地合同工。
1970年代初，时任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到京西宾馆查看了所有人员的编制表，要求京西宾馆根据服务工作特点，培养女干部。“京西宾馆是中央负责同志经常工作的地方，要像（人民）大会堂那样，保证不出政治和责任问题。”
从1985年开始，宾馆陆续与山东、湖南、山西等省签订合同，每年招工数百人。服务员主要来自各地旅游职业学校，先由学生报名，学校预选，公安局政审，市一级政府甄选，有的还要经过省领导亲自审定，最后由宾馆面试，对相貌、身高等都有要求。新招服务人员必须进行两个月以上的军事训练和岗前培训，半年实习期之后才可正式上岗。服务人员一般3年一换。
1967年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相继到京西宾馆开会，办公日益频繁。宾馆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服务规范和要求。无论白天还是深夜，“首长到、电梯开、会议室门开、保卫人员到”。
“常驻京西宾馆两个连”
“文革”开始后，一批军、地领导被保护性地安排入住京西宾馆。
时任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指示称：“住京西宾馆要经过一定手续批准，不能随便前来住宿，使京西宾馆成为无保障的场所。”
1967年2月7日，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京西宾馆从这天开始，实行军事接管，未经北京卫戍区允许，任何人不能进入宾馆。周恩来还在指示中建议，京西宾馆要设立接待室，把力量配备好，“一定要按军委八条命令办，不许冲击，不许进去抓人，不许把人揪走，卫戍区要绝对负责。”当天下午，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就到京西宾馆，检查实行军事接管情况。
一系列的动作惊动了毛泽东。1967年7月，他指示北京卫戍区：“常驻京西宾馆两个连。”
然而，仅仅过去了一个月，就有沈阳某“造反派”冲进宾馆围攻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宋任穷，抄抢文件、打伤警卫、损坏物品，并企图抢走宋任穷。
周恩来得知后，在8月21日严厉批评了某“造反派”负责人，并对军委办公厅发出指示称，今后对冲击宾馆，处理要严格。打了人要赔礼道歉，对打伤人的凶手要拘留教育。
1972年5月，时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周恩来详细询问了京西宾馆的情况，认为京西宾馆“完成任务不错”，还指示道，总政和卫戍区要明确责任制，外围警卫要由卫戍区负责，“脑子要清醒，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975年1月8日至1月10日，十届二中全会在京西宾馆召开，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参加中央全会。
（《看天下》2015年第33期 夏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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