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因过劳成遗憾

    我76岁，刚刚经历了脑垂体瘤爆裂的抢救。101中学57届同学施光南、伍绍祖、郭汉英以亲身经历提醒我们——

    过劳的危险性

    我今年已过76岁，无论从何种角度，我都是个健康的人。无不良嗜好、生活规律、终生锻炼。近30年来，我们101中学57届三个班的同学年年聚会，大家都开玩笑地说，我会是最后一个去八宝山的人。可最近，我竟然和阎王爷打了个照面。

    9月18日凌晨，我和老伴开车赴天津办事，晩上参加一著名歌唱家的音乐会，因为是好朋友，当台上高潮迭起时，我情不自禁地欢呼叫好并拼命鼓掌，狂热程度不让小青年。之后又连夜驱车返回，连续活动20多个小时，未休息一分钟。结果，3厘米长的脑垂体瘤爆裂（3年前发现，医嘱保守观察），头剧痛并狂吐。

    我自恃体健不愿就医，幸老伴呼急救车送医院抢救，入院即报病危。初始三天，可谓九死一生。冥冥之中，几次想到中学同班几个早我而去的发小，发现和他们走了同样的轨迹，教训可谓惨痛也。

    先说大家都熟悉的施光南。1990年，他不满50岁就英年早逝。在此前，光南几乎没检查过身体，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健康情况。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光南坚持每天长时间的创作，从不懈怠。光南最后的工资是105元，正式发表一首歌曲的稿费只有十几元，《打起手鼓唱起歌》才得了7块钱。80年代中阿丁（光南夫人）公派美国，攒一年的费用带回一套音响，作曲家终于有了自己的创作助手。1989年底开始，光南就觉得右手有些麻，总以为弹琴时间过长歇歇就会好的。

    1990年4月18日下午，光南为女儿蕾蕾伴奏唱“屈原”中的高音C，此前屡次失败，不料当天女儿突发灵感，一个漂亮饱满的高音C充满房间。光南多年来寄厚望于爱女的心愿终露曙光，他兴奋得高高扬起右手，似要以万钧之力砸向琴键时，突然右手像枯枝一样掉在了钢琴上，光南说了句：“我的右手麻了……”女儿抱着往一边倒的父亲往躺椅上挪动时，他说完了一生中最后一句话：“蕾蕾，我的右腿也麻了……”

    女儿把父亲搬到躺椅上那刻起，作曲家施光南就因“脑干大出血”而脑死亡了。

    “和爱因斯坦较劲”未成

    第二个发小郭汉英，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导。知道他年轻时身体有多好吗？101校足球队主力，800米跑2分多一点点，加上他家境殷实讲究，父亲郭老（沫若）稿费又多，那底子是相当的厚，心也大得很。1957年夏，我们高中毕业考试结束后，团员被要求在校集中学习、参加反右运动三天，这下激怒了我俩，一合计干脆到颐和园躲了起来。白天游泳、爬山，晚上龙王庙里席地而睡，饿了，什么糖火烧、烤红薯，再喝几口自来水，就这么玩了三天三夜。那时我们的身体简直像头牛。

    汉英到中科院理论物理所后和爱因斯坦较上劲了，每早5点起床，写呀算呀，直干到晚上10点，周末都不休息。十几年前，汉英告诉我他得了一个怪病，心律不齐得吓人。有次他当面测试给我看：大概10分钟左右，他两次脉搏从每分钟40次一下子升到90多次，人也很难受。我劝他彻底休息，他拿出来一堆天书般的稿纸摊在我眼前无奈地说：“你看看这个题目光计算部分有多少？”不久，他又受邀参加特异功能的实验工作。他不愧是一个严格而正派的科学家，他主张特异功能是否客观存在只有在严谨周密的实验条件下，能够经得起重复性实验才能证明。为此，他投入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由于没有经费，他自己还要筹款，有时还从我这化点缘。到上世纪末期，汉英基本就从我们视野中消失了，据说他已蛰居在单位附近的小房子里，向爱因斯坦做“最后的冲刺”。我们有过几次通话，他不是说“忙”就是“你不了解，以后再和你说……”

    2010年6月，汉英刚过71岁，就因“大叶性肺炎”去世。

    再说个大家更为熟悉的伍绍祖吧。他在我们班算个子小的一个，但毅力极强，班上选他当体育小组长的理由是，每天清晨绍祖都能坚持跑完“大苇塘”（即现在圆明园的福海，一圈大约3600米），后来他的800米、1500米都在班上名列前茅。走上领导岗位后，绍祖竭尽全力地工作，对自己的身体却从不吝惜，尤其是糖尿病折磨他有20多年的时间，他却从不因病休息。有一年，他一年出国113次。他为了不影响工作，竟把回程机票订在工作会后几个小时，一个花甲老者，连往返时差都不顾了。

    绍祖最后在医院治疗一年多，探望几次都不知道得的什么病。2012年9月18日中午，我得到晓前（绍祖夫人）电话赶到绍祖病床前，看见三四个医生为他做人工呼吸，直到主治医宣布绍祖去世为止。

    一年多以后，伍一（绍祖家的大儿子）告诉我，因为绍祖生前主动提出捐献器官供医学研究，才知道他得的是世界上极罕见的“浆细胞骨髓瘤”。这个病目前全世界只有100例左右。等于说，绍祖受了一年多的罪，还没弄明白自己生的什么病就撒手人寰了。

    敬业奋斗也要因时而异

    从101中学时我开始酷爱运动，老师说我是“大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老玩。”玩者，锻炼也。高二时我就得过海淀区中学生三个项目的冠军。快到退休时，在绍祖的鼓励下我选择了高尔夫球并成为经营者。由于这项运动节奏缓慢、体力消耗小，我长期忽略了年龄的限制，63岁时一天徒步打过4场（每场平均走15里）；65岁时参加“铁人赛”，连续3天每天2场算通过，接着决赛还拿了亚军；72岁时在山地球场一天连续12个小时打了8场；18年来下场达3500场（几乎每年有200天在球场上），得各种奖杯128个……不打伞不擦防晒霜，还经常不吃午饭。由于长期过劳，我的脑垂体瘤在疲劳性血压高的情况下，一旦兴奋过度便“爆炸”了，若不是众亲友的奋力抢救和天坛医院超一流的手术，我此时就和那几位发小在一起了。

    近20年来，我还在各种报纸杂志发表文章约260篇，平均每月一篇。也因此出了三本可以叫做书的东西。与此同时，我还管着两家小企业，其中一个练习场，十四五年来接待了50多万人次的顾客，创业初期曾带着全家在场地的铁皮房里一住就是6年……

    在一个多月的生死搏斗中，无数次涌现我和发小们这60多年交往的经历，既让人欣慰又有无限的遗憾：中学时，绍祖和光南最相知，他们都是音乐组的，一起练琴学唱歌，早就是知音；我和汉英最“相近”，都是运动队的，整天大汗淋淋，成为知己。当70年代初，绍祖听说光南在天津被批判后，急忙叫我去看看，由此光南的情况才被北京注意到了。后来光南调到中央乐团并在创作上取得杰出的成就，和绍祖、徐文伯（文化部副部长）等同学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

    我衷心希望，三位发小让人无限叹息的生命，连同我这半条捡回来的命，不仅让同龄人有所借鉴，也应让年轻人提高警惕，善待生命，避免过劳，保持健康。

    (《北京青年报》12.4 杨广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