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三任务”不只研究青蒿素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五二三任务”也迅速进入公众视野。很多人把“五二三”与青蒿素的研究画上等号。其实，“五二三任务”作为一项巨大的秘密科研工程，涵盖了疟疾防控的所有领域。

    “内忧外患”的疟疾

    据估计，在解放前，中国每年的疟疾病例达到数千万，死亡率也非常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疟疾防治工作经历四个时期。1950年代属于第一阶段:重点调查及降低发病率阶段；1960年代和1970年代属于第二阶段：控制流行阶段；1980年代和1990年代属于第三阶段：消除疟疾阶段；2000年之后进入第四个阶段：巩固消除疟疾成果阶段。“五二三任务”处于第二个阶段之中。

    “五二三任务”是如何诞生的？1960年代初期，越南战争升级，疟疾成为交战各方参战部队的主要传染病。据说当时南越部队及美军第一师发病高达100%，而且由于疟疾抗药性的问题，很多传统抗疟药疗效很差，疟疾已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

    1967年5月23日，解放军国家科委和总后勤部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确定了防治疟疾的三年研究规划。为保密起见，以会议日期为代号称为“五二三任务”。因此，很多人认为，“五二三任务”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有重要的军事目的。

    其实，“五二三任务”不只是为了“抗美援越”。1950年代，国家出台《疟疾防治规划》等多份方案，组织卫生工作队、防疫队、医疗队进入高疟区，抢救疟疾患者；设立疟疾防治所，同时培养专业技术队伍。一系列工作之下，我国的疟疾发病率一度下降。但1960年代初和1970年代初我国又出现大范围的疟疾爆发。1964年，毛主席会见越南党政负责人时，越方提出希望中方帮助解决疟疾防治问题。当时毛主席说：“解决你们的问题，也是解决我们的问题”。在那个时期，疟疾问题已属于“内忧外患”，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特殊年代的科研

    “五二三任务”的实施经历了几乎整个“文革”时期。那个时期的科研工作非常强调“献身精神”。

    例如，1960年代末，上海派出40人的现场工作组到达海南，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等。当时岛上条件极差，一位组员借住在当地农民家里。一次吃饭时，该组员竟从饭里夹到一只小青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之下，为了表明对农民兄弟的感情，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那位组员还是把青蛙吃下去了。

    在各个专业组中，都能看到这种“献身精神”。“五二三”研究规划将雷式按蚊的饲养与繁殖研究工作分配给上海的科研单位。当时国际上开展按蚊的交配繁殖研究，都要求有恒温恒湿的椭圆形饲养室等一些较高的科研条件。但国内的研究条件非常艰苦。科研人员在狭小闷热的饲养室里工作，甚至长期用自己双手供蚊子吮吸，成功地培育出实验用蚊。上海第二制药厂研制某种气味趋避剂时，需要开展模拟实用观察。有26位解放军战士自愿参加。他们在双脚踝部和枪带上固定趋避剂后，于晚上伏卧于蚊虫密集的河滩草地中，统计被蚊虫叮咬的次数，以验证驱蚊效果。

    1981年3月，北京召开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的最后一次会议。至此，“五二三”这一全国性科研工程宣告结束。1980年12月，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了《疟疾研究：1967-1980年成果选编》，收录了青蒿素等89项研究成果。

    （《新民晚报》11.28 杨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