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量1300万左右、占总人口数量1%的中国人没有户口,这已经成为一个影响社会公平、和谐的重大问题。11月21日,公安部部长郭声琨主持召开会议。会议的两大主题,一个是反恐工作,另一个就是解决全国无户籍人口的户口登记问题。
现实语境下,“黑户”问题几乎总是与计生问题一同出现。调查统计显示,60%以上的“黑户”都属于超生人员。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对出生的中国公民予以户口登记,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规章制度明确表明,“黑户”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正式制度之外,形成了另一种次一级的权力运行规则,可称之为“土政策”。户籍的本质作用是自然人确立公民身份的法律文件,上户口本来就应该是无条件的。计生政策的执行相较于公民身份的获得,显然应是次一级问题,但现实中,计生政策的执行却屡屡凌驾于公民身份和权利的保障之上,这无疑构成了一种治理上的背反。
事实上,很多社会问题的衍生,都与一些根本问题和次级问题的错配有关。一些领域的治理,由于政绩要求、考核压力甚至是关联利益,动辄越过了公民权利的界限,这与将人视为目的的发展理念明显不符。在当下有关解决“黑户”问题的讨论中,有一部分原因同样带有功利色彩,如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严重少子化和快速老龄化的新常态。如果缺少了这1300多万“黑户”,统计层面的少子化程度、老龄化程度会更加严重。这种说法或许符合现实,但却依旧未指出公民身份获得的无条件性,不得不说仍有着理念上的缺陷。
(《中国青年报》11.25 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