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为何会被野蛮打脸

    在寒冷的冬天,思考一个并不温暖的话题:为什么文明会在野蛮面前步步败退?

    公元784年夏天,蔡州,几个野蛮的叛军士兵,勒死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噩耗传来,一个名叫怀素的僧人哀恸不已,挥笔写下:“我有数行泪,不落十余年。今日为君尽,并洒秋风前。”

    这位被勒死的老人,就是一代书法大师颜真卿,时年76岁。后人说,“学书当学颜”,其实,更值得强调的是,“做人当学颜”,他是中国历史上书法美与人格美完美结合的典范。

    颜真卿,做官口碑极好,正大光明,磊磊落落,为唐朝一代名臣。历史评价其人“忠义强直,至死不变”,在被杀害之前,颜真卿已经遭遇多次死亡威胁:他被叛军将领执刀威胁,所居囚室内被挖大坑要将他活埋,叛军还架起木柴浇上油要活活烧死他……他浑然不惧,正气浩然。他最后的书法作品,是给自己撰写的墓志、祭文。

    这样的悲剧场景,在人类文明史上,并不罕见。譬如,绝对担得上“伟大”二字的阿基米德,城破时正在研究几何图形,当罗马士兵闯进门来,沉浸在科学思考中的阿基米德提醒侵略者不要踩坏他画的图,还有一说,请求侵略者待他运算完再下杀手,但后者立即用剑刺穿了老人的身体。

    文明是向善的,而野蛮却只追求恶。在野蛮面前,文明往往如此脆弱。当金兵铁骑兵临城下时,汴梁,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一座通过《清明上河图》让后世窥其盛况的名城,面对一个落后的渔猎民族,却毫无抵抗能力,只能任其掳掠。史载:宋朝实在无法支付金兵的巨额金银索求,于是双方折算出了一个以女性折抵金银的公式:王妃、帝姬每人折合金子一千锭；宗姬、宗妇每人折五百锭；族姬、族妇二百锭；贵戚女折金一百锭……那些精擅书画、迷恋词曲的贵族女性,还来不及在一个婉约缠绵的梦中醒来,就零落成泥碾作尘,成了蛮族的性奴。

    文明在野蛮面前的不堪一击,让很多人愤懑、迷惑与绝望。1942年2月22日,著名的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与妻子双双服毒自杀。时值法西斯最猖獗的岁月,茨威格曾经历过的那个昨日的世界不见了,他曾经熟悉的那个光荣时代结束了,他曾经在心中选择作为自己故乡的欧洲,也在同室操戈的战争中把自己撕裂得支离破碎以后消失了。而今,留他只身一人,被疯狂的时代马车抛在后面,“成了理性遭到最可怕的失败和野蛮在时代的编年史上取得最大胜利的见证人”。

    他不甘心见证文明的失败,在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没能见到文明对野蛮的胜利。

    美剧《权力的游戏》已经播完第五季,留下特别的悬念:勾心斗角仍在继续,各种意外层出不穷,最富人文情怀也最能给人们带来希望的守夜人总司令琼恩·雪诺,正计划与宿敌野人建立起联盟,共同抵御可怕的异鬼,却被手下兄弟们一人一刀杀死。他倒在雪地之上,大氅暗黑,大地雪白,鲜血殷红。

    如果放在人类文明与野蛮的博弈视角下来看这部电视剧,《权力的游戏》提供了最好的隐喻,它不仅展示了权力争夺之间赤裸裸的残酷,更提示了人类悲哀的宿命:文明输给野蛮,更多原因在于文明自身的内在缺陷。野蛮很可怕,但导致对文明致命一击的,往往是文明自身缺陷引发的衰亡。

    且看一个历史细节:宋徽宗重用佞臣,一大爱好是听宰相李邦彦讲黄段子,李邦彦模样俊秀,在民间长大,熟习猥鄙之事,对答敏捷。他讲黄段子,应该是一边讲一边辅以肢体动作的。有一次玩过火了,逗得徽宗笑弯了腰，皇后碰巧经过,暗自摇头叹息:“宰相就这样,国家能治理好吗?”

    是的,宰相这样,皇帝这样,这个国家能好吗?靖康年间,金兵大举来犯,李邦彦是坚决的不抵抗派,坚决主张割地求和,一个霹雳炮手在城墙上冲金兵发炮后,竟被李邦彦枭首处死。结果再无人守城。文明,就这么轻易溃败了。

    有着辉煌开端的汉、唐、明,都因为自身缺陷,无一例外走向了衰弱失控——有制度的缺陷,有文化的缺陷,更有人的缺陷。人是文明的核心,所有机密的掌握者。人身上的缺陷,诸如嫉妒、贪婪、偏见、傲慢……一切恶的因子,只要有机缘,就会开出恶之花。

    一八六一年,法国文豪雨果写就《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怒斥了“文明的野蛮”:“有一天,两个强盗进入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看来,胜利女神可能是个窃贼。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由两个战胜者分担……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口袋,这是看得见的,另一个装满了箱箧；他们手挽手,笑嘻嘻地回到了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

    这封信的精华在于这么一句:“我们欧洲人,我们是文明人,中国人对我们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有些过于自负的文明,往往走向极度的自私自利,视为野蛮者,就得不到文明的同等待遇,甚至不被视为“人”。史载:大航海时代,达·伽马在印度洋掳掠了一艘非洲摩尔人的商船,抢劫了财物后,他下令放火烧船,船长苦苦哀求:“我们是举手投降的,并没有丝毫反抗,请你凭着人类的良心看着办吧!”

    但达·伽马又怎么会把摩尔人看作“人”?他坐在自己的船舱里,通过舷舱欣赏大火吞噬商船的景象,看着妇女紧紧地搂住儿童,用最动听的语言哀求饶命,最后下令开炮轰击,把熊熊燃烧的船沉入海底。他没有任何愧疚,因为“人类的良心”,只作用于同一个等级的“文明”。

    这就是答案: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人,为什么会制造奥斯维辛；衣冠楚楚的绅士,转眼能变成残酷无情的刽子手……这就是所谓“文明”对所谓“野蛮”所干的事情!

    有话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换句话说,野蛮不可怕,就怕野蛮加了文明的包装。就像一个笑话:记者采访一个从哈佛大学深造结束即将回国的食人族酋长:“你回去还吃人肉吗?”酋长说:“当然吃啊!”记者大惊:“那你上哈佛不是白上了吗?”酋长不满意了:“谁说白上了?我现在会用刀叉吃人肉了……”

    历史不是笑话。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在他所著的《日本帝国衰亡史》中,这么叙述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为什么要对一个被日本人认为是自己文化发祥地的国家(他们的罗马和希腊)施以如此惨绝人寰的野蛮暴行?这些暴行只能是在某些比较激进的军官的唆使下干出来的。这些军官认为必须教训中国人……”

    日本人总是热衷于把侵华归结于“教训中国”,在他们眼中,日本是文明先进的,中国是野蛮落后的,这种“教训”并不需要文明层面上的交流,低等民族只需要用恐惧来征服。他们甚至带着道德优越感来进行这种武力征服,他们认为征服中国之后,中国人才会听日本人的话,进而接受高素质民族的改造。

    文明不是绝对的,更不是纯净的,文明之中,夹杂着野蛮,甚至可能在某些特定时期,文明被自身中爆发的野蛮所吞噬。即使在今天,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瞬间也可能摇身一变为斯文败类,暴露其最野蛮的一面,更遑论一般人了。文明之中的野蛮,就像一个再健康不过的人,体内也都有原癌基因,如何抑制其不恶化为癌细胞、恶性肿瘤,是医学上至今未解的一大难题。

    如何抑制内心的野蛮冲动?如何抑制、剔除文明中的野蛮基因?这是当前一个更大更无解的难题。

    在寒冷的冬天,应该写一些温暖的文字。

    我们相信,人类社会会不断摒除野蛮,走向文明,因为绝大多数人向往文明,文明意味着尊重生命、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建立一种理性的科学的生活方式,让绝大多数人都有安全感,而野蛮轻视人的生命、尊严、理性的价值,妄图用恐惧让多数人变为奴隶。人类历史正是因为人类对文明的追求与保护而顽强延续到今天的,文明战胜野蛮,是必然的。

    但我们必须看到,对文明而言,野蛮如附骨之疽,即使在高度文明的躯体内,也隐含着种种反文明的野蛮因素,存在着恶化的风险。在今天,我们身边有许多现代的野蛮人、文明的野蛮人,他们甚至高智商、能力超群、技艺娴熟,他们有高度文明的外表,还有一颗没有跟着进化的野蛮之心。

    或许,直至遥远的未来人类文明终结,也不可能消除野蛮,人类能做的,就是保持文明对野蛮的绝对优势,保持对文明内部野蛮因子的有效遏制。

    还有人乐观地说,古代野蛮的游牧民族征服文明民族之后,往往在文化上被文明民族征服,最终实现同化,走向文明。

    是的,历史确实如此,但那是历史,我们都活在当下,我们要努力不重复陷入那样的历史,被野蛮打脸、唾面、蹂躏,徒劳地寄希望于时间与来世。我们不能再被野蛮——外部的与自身的野蛮——征服。

    （《新华每日电讯》11.20 关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