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我们党隐蔽战线的领导人陈赓以及瞿秋白、冯雪峰等同志有着密切的交往、联系。他曾想写反映艰苦斗争的长篇小说,终因事物缠身未能完成;在1934—1935年间,鲁迅通过吴奚如,为中央特科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被陈赓称为“特殊的情报员”。
吴奚如是中共中央在上海“特别行动科内一名密员”。他对外身份是青年作家,党内是“特科”的政治和军事兼备的骨干。
鲁迅与吴奚如交谊笃厚是有历史原因的。1934年以前,鲁迅和共产党之间,主要通过周扬联系。但后来,田汉、阳翰笙、穆木天相继出事。南京城大演的“国防戏剧”被国民党反动势力统治宣传所利用。这些都牵涉周扬。中央特科决定安排吴奚如负责与鲁迅的联系。
两人的交往演绎着一段鲁迅为特科工作的佳话。
中央迁往瑞金及红军长征后,有几个失掉了组织联系的红军高级将领,还有党组织受到破坏的一些外省干部,跑到上海找党的关系,写信给鲁迅。鲁迅把全部信交给了吴奚如。鲁迅说:“你们得千方百计想办法啊。我看过每一封信,心情迫切,真难得一片赤诚忠心哩!”吴奚如把信全部交给陈行健,把鲁迅的话也一一转告了党组织。不久,这些写过信的同志都找到了党组织。
方志敏被捕入狱后,写了份长篇报告给党中央,详述了自己那支红军部队北上抗日怎样失败、自己如何被捕、目前的实际状况等。方志敏通过狱中秘密关系,给鲁迅个人写了封信,请求鲁迅联络宋庆龄、蔡元培等所领导的民权保障同盟发起一个营救自己的运动。
吴奚如曾回忆说:当时鲁迅心情沉重地说,请你与党中央报告,应该明确转告方志敏同志,如果发起这个运动,只能加速方志敏同志的死亡。目前,蒋介石还在企图软化方志敏。他自己必须明白,应抓住契机,争取时间写些东西,有什么话告诉中央,告诉后代,应抓紧在狱中的一切时光,都尽力写出来。这可能是最好的实际行动吧!
事实证明,鲁迅的预见十分正确。方志敏在狱中,不仅写了大量的给党中央的书信,还写作了不朽的名著《可爱的中国》等。
1936年春,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中国有一个情报网,其中有苏联人,也有中国人。中国情报人员负责人是陆海防。此人湖南籍,原是广西高等师范学校杨东茹校长手下的教授。因李宗仁、白崇禧怀疑他是共产党,他不得不离开广西来上海活动。
当时,日本人出的中文报纸《江南晚报》和美英报纸大肆宣传,说是破获了一个共产国际间谍网。一时间,传闻纷乱,连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很难辨别真伪。陈行健要求吴奚如亲自做查证工作。吴奚如想到了鲁迅,知道上海不少日本人对鲁迅很崇敬,而其中一定有熟悉内幕者。鲁迅很快通过各方面关系查清了事实。
鲁迅告知特科同志:内部有叛徒。原来是陆海防派出的交通员被国民党抓去后,叛变了,供出了陆海防;陆海防被逮捕也叛变了,供出了不少人。因为陆海防是负责人,知道的人多,这涉及整个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安危。中央“特科”和上海地下党迅速转移了与陆海防有关系的许多党内外同志。鲁迅为这次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保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新民晚报》11.22 姚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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