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还是“共同体精神”

    我们现在说的“民族精神”受到德国黑格尔、费希特、洪堡等人思想的影响，与西方的现代国族建设有关。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虽然一族一国是理想，是“标准型”，但绝大多数现代国家是一国多族、多族共生，理想和现实有巨大差距。

    从中国历史看，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理想难以落地实现，当代中国更是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土地，多元共生、多族共生是历史遗产，也反映前人的协商智慧。中国的共同体精神只能靠民族共生来铸造，只能靠彼此敬重、守望尊严来凝聚。不可能靠“驱逐”“同化”甚至“消灭”来实现所谓的匀质化。

    “民族精神”的根基是相对主义，而相对主义不能走极端，不能演变成极端民族主义。极端版本的“民族精神”往往会要求“同文同种”，有悖于语言、文化、民族不一致的现实。

    “民族精神”的培养属于不可言说的过程，属于“文化亲昵”，属于默认，也属于共识，但不需要说得很清楚，也没有必要说得那么清楚。它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它服从不言自明的文化规则，是“你我都懂的”。例如，汉语是全国通用语，这是默认的，是共识；一定要把它命名为“国语”，不仅是多余的，没有必要的，也违反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宪法总纲。

    要建设中国的“共同体精神”，就要“从柴米油盐做起”，就要从家庭、邻里、乡族做起，就要落实到“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靠“地天通”，不靠“绝地天通”，更不靠单向思维和一头热。“共同体精神”的根基在乡土社会，要能够凝聚“草根”，团结少数，推动主流。

    外来国族思想能否落地中国？中国人需要动员传统智慧，采纳地方知识，吸取历史教训，寻求民族共生的生态模式。鉴于“民族”一词的模糊性从而“民族精神”的模糊性，可考虑用“共同体精神”或“中国精神”来取代“民族精神”，这样不仅照顾了“五族共和”以来的历史，也容易在多族共生的话语中找到重叠共识。

    习近平在接见布朗族代表的时候说：独龙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骄傲地、有尊严地生活着。“骄傲地、有尊严地生活着”，这是处理民族关系的关键，也是发展健康民族关系的创新理念。少数民族需要充分发挥主体性，感觉到国家对于自己的依赖、依靠和信任，他们要能够为自己做出的社会贡献感到骄傲，感到作为一个国民所享有的尊严和自信。中国“共同体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应该考虑这样一个重要维度。

    各民族之间是平等的兄弟姐妹关系，其他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成员的认同至关重要。民族认同是一种包容差异的认同体系。各民族守望尊严，互守尊严，和合共生，这是培养和发展“共同体精神”的前提条件之一。

    （《社会科学报》11.12 纳日碧力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