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师说”以师道为主题,如此师资文化,同当时教育核心价值观念内涵相通,外延多有重叠,从而构成中国古代教育历史的重要篇章。不过,古代“师说”,说来说去,无非是当时师资文化中的核心价值取向的变与未变。
如把它视为中国古代教育历史中的重要篇章,那就不能不承认,作为师资文化的“历史”,其中不免存在严重的缺页。这就是基本上置遍及城乡的塾师于不顾,或以对塾师的贬抑而张扬师道。以致尽管自古以来就把尊师视为天经地义,至少在“师说”诸作者中,却难得见到对塾师境况与苦衷的同情。
塾师的境况与苦衷如何?从塾师自况中可知。其一表现在蒲松龄的《学究自嘲》诗句中:“暑往寒来春复秋,悠悠白了少年头。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课少东家嫌懒惰,工多子弟结冤仇。有时遂我平生愿,早把五湖泛轻舟。”其二表现在胡粹亭的《伤馆师》诗句中:“一顶破方巾,戴上头,误此身,寄人篱下防难稳,生徒几名,束脩几金,瓮酸况味心中忍,赢得个,村童牧竖,见面叫先生。……归家走一遭,才进门,气已消,闺中人把家常道,无柴昨宵,无米今朝,几乎剩得空锅叫,急忙忙,摒当未了,馆仆早来邀。”
谈到中国古代师资文化史,如果无视当时无数在未成年人破蒙中切切实实努力的塾师,岂不是同士大夫的情趣无别。自然,中国古代师资文化的主流,为正经学者一以贯之的“师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11.5 陈桂生 张礼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