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鹏程
每当夜幕降临之际,大妈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城市广场和小区空地,精神抖擞地迈开舞步,这就是备受热议的广场舞的场景。在网络和一些报刊上,论者甚至把广场舞看成老年人制造的社会公害。
在这场争论中,意见领袖将之上升到了政治批判的高度,认为这是“文革”集体主义美学的还魂,广场舞大妈们和“文革”红卫兵是同一帮人。
有文章用“四个迷恋”来概括广场舞与红卫兵美学的关系。其一是迷恋高音喇叭,红卫兵的辩论与广场舞的音乐都是大音量的;第二是迷恋广场,红卫兵和大妈们都迷恋广场的公共展示,观看的人越多,越能满足她们内心的快感;第三是迷恋整齐划一,忠字舞和广场舞都追求在强烈的节奏中跳出整齐划一的动作;第四是迷恋强制性,大妈和红卫兵一样,都强制别人服从自我。
相比之下,知识分子的批评则更理性与客观。
杂文家鄢烈山认为,在大妈们出生和成长的年代,中国是一个“通讯基本靠吼”的农业社会,养成了人们粗声大嗓门的习惯。而新中国又把集体主义放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这就更加泯灭了个体的权益,“文革”期间反复播送的高音喇叭就体现了集体对个体的强势控制。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分不清公域与私域,这才造成了广场舞的扰民。
无论是网民的冷嘲热讽,或是知识界的指点江山,这些批评都缺乏对老年人的同情与理解,更忽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老年人需要广场舞?
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孝道的衰落,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不再是一种义务;而随着现代都市生活成本的增加,老一辈对子女的资助却成了常态。老年人不但拿退休金给子女补贴家用,还用毕生的积蓄资助下一代买房、买车。
由于老年人的消费能力低,在现有的社会主流文化消费中,老年人的参与度也是极低的。但老年人也要快乐,于是,广场舞成了最佳的选择.只需很少的投入,就可以实现娱乐和锻炼,这无疑是老年人的首选。它绝不是集体主义的还魂,而是老年人基于社会现实的自我牺牲和理性选择。
老年人成长于乡土中国,这是一个熟人社会,身处其中的人们结成了熟悉、亲密的关系,情感交流频繁。而现代都市则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缺乏亲密关系。老年人习惯了熟人社会的生活方式,很难在现代化都市中觅到合适的娱乐方式。尤其是退休伊始,他们从原先的社会中坚变成了边缘人群,自然产生了较大的心理落差。在这种环境中,不少老年人备感失落。广场舞的出现,及时地满足了老年人的情感需要。对于大多数老人来说,她们并不仅仅是为了跳舞而跳舞,而且还希望通过这种集体活动开展人际交往,排解内心的孤独,获得群体的归属感。
广场、空地是公共空间,媒体也是公共空间。如果说,广场舞扰乱了实体的公共空间,那么,媒体上的挖苦与辱骂则污染了虚拟的公共文化空间,它不但可能造成新的社会裂痕,还会掩盖我们这个时代更深层的老龄问题。
(《话题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