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闻记者”叶永烈

    不久前，著名作家叶永烈从上海来到北京，出现在中国传媒大学的“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做一场名为“我做口述历史走名人路线”的讲座。包括我在内的众多粉丝早早就赶到现场，大家拿着《十万个为什么》《小灵通漫游未来》等着叶永烈签名，期望一睹这位“从小看着他的书长大”的作家的真容。

    作为一名70后，叶永烈这个名字深深镌刻在我们的童年记忆中，他是一代人心中科幻梦的启蒙者，“小灵通”开启了我们对未来世界的憧憬。然而多年后，我们惊异地发现，印象中那个风趣幽默的“小灵通之父”不见了，《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陈云之路》《傅雷与傅聪》……一本本走进历史深处的传记和纪实文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叶永烈。

    “我是一个‘旧闻记者’。”当叶永烈笑着说，“旧闻记者”指的是从重大历史事件中寻找写作素材，这意味着叶永烈的采访对象大多数都是名人，这些人往往不愿提及那些敏感事件，吃闭门羹、遭到冷遇是常事。

    叶永烈印象中最艰难的一个采访对象是陈伯达。“他本来就很少接受记者采访，尤其是在他经过多年监禁，巴不得有一个安静的晚年。再说，我的采访势必要触及到他极不愿意回忆的那一段历史。正因为这样，当他得知我要采访他，他很明确地说：‘公安部要提审我，我作为犯人，只得回答他们的提问。叶永烈要采访我，我可以不理他！’就这样直接拒绝了我。”

    叶永烈不死心，他没有“直取”陈伯达，而是先打“外围战”。在北京，他采访了陈伯达的前后几位秘书，采访了他的老同事、子女、警卫员等等，觉得有了充分的把握，才决定与陈伯达直接交谈。

    陈伯达家在北京一处偏远的楼房顶层，叶永烈到他家门口，大门紧闭，由于事先托人打过招呼，他敲门后是陈伯达的儿子开了门。经过精心的考虑，叶永烈用了这样一句开场白，他说：“陈老，我早在1958年就见过你！”“哦，1958年，在什么地方？”陈伯达用一口浓重的闽南话问道。“在北京大学。”叶永烈答道。于是，他说起一段往事：在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陈伯达来到北京大学作报告。“当时，你带来了一个‘翻译’，把你的闽南话译成普通话。我平生还是头一回遇上中国人在中国作报告，要带‘翻译’！”陈伯达听了以后哈哈大笑。

    这样，采访的氛围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陈伯达问叶永烈，有没有看过他关于孔子的文章？

    “我明白，他在考我。我当即回答，看过。主席读后，还为你的文章写了三封信，其中的两封是由张闻天转的。他一听，显得十分满意，知道我研究过他的著作。我也就趁机问他，你是怎么会成为主席秘书的？他非常乐于回答这个问题，说起了是怎样进延安，怎样第一次见到主席，怎样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怎样引起主席的注意，主席怎样在那天留他吃饭……此后，我又一次次采访他。在采访中，我们变得熟悉起来。有时，他与我一口气谈四小时也不觉疲倦。”

    采访变得越来越顺利，1989年中秋节，陈伯达特别高兴，叶永烈拍到了一张他大笑的照片，这和他平时面无表情的样子很不同，他还用毛笔在宣纸上题诗赠给叶永烈，想不到，这成了他一生的绝笔。

    七天之后，85岁的陈伯达在吃中饭时突然心肌梗塞去世。叶永烈感慨地说：“我庆幸，在陈伯达人生的最后一年——从出狱到去世，我作为惟一的采访者，多次采访了他。”

    (《北京晚报》10.12 张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