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了解到某省级图书馆有一册宋刻本载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向该馆申请调阅原件,遭到拒绝。馆方表示,凡是该馆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藏书,一律不向读者开放。为了保护古籍文献,还有一些图书馆对商业出版和学术研究不加区分,一概采取“堵”的办法。
至少在20年前,美国一些高等学术机构就已对藏品照片的少量拍摄采取开放态度,有学者希望研究其藏品,只要说明理由,这些机构可代为拍摄照片且不收费用,条件是学者在成果发表后送缴一份论文。学术机构将研究人员看成古籍保护利用的合作者而非对立者,就可以取得双赢。
更有甚者,一些管理者由于担心古籍在保存过程中被人为损坏,将古籍与现代出版物集中统一管理,与专业人员完全脱离。殊不知,管理古籍本身恰恰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工作。
在一些具有古籍收藏传统的图书馆,不同类型的古书,其开合、取用、收纳都有不成文的操作规范,书口朝向哪个方向、捧书采用什么姿势,都有讲究。这种规范来自老辈学者的传承,也来自典守者对每一部古书的真切理解。我担心,对古籍实行无差别、非专业集中管理的那一天,就是这种传统丧失的开始。而在这种样式的“保护”之下,古籍本身的命运堪忧,更不用说为公众阅读提供优质服务了。
就目前来说,我们期待图书馆界的管理者能转变观念,善待读者,善用古书,善守古籍,让每个中国人都能有机会了解自己的文化,研究自己的文化,最终由衷地热爱并继承自己的文化传统。
(《人民日报》11.6 郭立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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