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心与天下

    后世谈起朱元璋，往往认为，他对待官吏严酷，对待民众则宽仁，是以有“只杀贪官，不扰百姓”之誉。其实宽仁云云，只是相对而言。如郭廷以所论，中国真正的君主专制政治，形成于明朝，作为前无古人的专制君主，朱元璋治民，依然以专制为本。朱元璋“得民心”的实质，则在于“得天下”。

    说到底，民心与天下，并无必然关系。尽管孟子言之凿凿：“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倘仔细推敲，我们可理解其良苦用心，如以“民心论”为法宝，教诲、制约权力者，令其爱民、亲民、敬民，不过必须指出，孟子显然夸大了民和民心的力量。民心只是得天下的一个元素，而且未必是其中最重要的元素，它所发挥的作用，恐怕难以超过武力。武力与民心，有时却非齐头并进。纵观古今，有些朝代得到了天下，同时得到了民心；有些朝代得到了天下，压根与民心无关，甚至悖逆了民心。后一种情形，算起来并不少于前一种情形。

    这么说，不是要贬斥民心，颂扬武力。只不过，相比对民心的神化，直视民心的意义与局限、作用与反作用，毋宁才是至理，正如相比用一些大而无当的论断总结历史，呈现并解析历史的复杂性，毋宁才是正道。

    直视民心的第一义，就是弄清楚，什么是民心：民心一直代表光明，一定代表正确吗？

    不必引经据典，且说一个通俗案例。燕垒生小说《天行健》及其续集《地火明夷》，对于民心，有极真切而深刻的描述。关于民心为何物，文侯甄励之对楚休红说：“……你可知道什么是这世上最难用，也是最易用，最有威力，也最无力的东西么？就是民心。所谓民心，当发动起来时威力无比。要是挑拨起来，有时可能只需一句话，他们就会义无反顾，万丈深渊也会争先恐后地跳。可是一旦挑拨起来，也就如一只出柙的怪兽，再不受控制了。”楚休红则感慨：“我发现即使我自认自己真正以民为本，一切都从民众的利益出发，还是有可能遭到民心背弃。”质言之，民心自有其运行规律，不以发动者甚至民众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无论顺应民心，还是企图驾驭民心，都有可能被其反噬。民心的恐怖之处，即如文侯所言，往往要超出人力的控制。

    书中还有一段关于民心的思考，发人深省。共和军举兵之后，郑昭说民心所向，当可用之，丁亨利则不以为然，“他认为民心其实相当靠不住，假如民智已开，民心所向确是大势所趋；民智未开，民心却只能是权谋者的工具而已”。

    所以，我们谈民心，首先得洞悉民心之所指、所向，对民心的作用，不必低估，却也不可高估；进一步讲，对于民心与天下的关联性，同样不能高估，在我看来，这二者的关系，其实不在正面，而在反面，得民心未必能得天下，不得民心，必然失天下。

    （《中国经营报》11.9 羽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