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史论者大都喜欢指点过去的功过得失,但对宋画却几无微词。宋代绘画艺术承前启后,是战国以来物象化艺术的终点,也是后世文人画的起点。宋代三百余年,是中国绘画的兴盛期,也是高峰期。
“艺术家好像生平第一次接触到了自然”
宋画好在哪里?近代画家黄宾虹曾如此评价:“唐画如面,宋画如酒,元画以下,渐如酒之加水,时代逾后,加水逾多,近日之昼,已经有水无酒,不能醉人,薄而无味。”作家西川说:“我对北宋绘画的热爱甚至超过宋词。看宋画你会觉得伟大。”足见宋画之卓尔不群。
人们痴迷宋画,源于它的独特。那个时代绘画题材的多元与全面,历代独有。前有山水画、花鸟画、禅宗画,后有文人画、人像画、历史故事画。其中被认为最能体现中国画风致的山水画,在宋代发展最盛。山水画继承荆浩和关仝的雄浑风格,并受道家思想的激发,寻求“与自然合一”,后在郭熙、董源、李成、范宽的继承和开拓下,蔚为大观,唐前山水画的温暖色调和迷人细节一扫而空,转而成雄浑中的简单和肃穆。
美国的中国美术史学家高居翰在《图解中国绘画史》中评价:“艺术家好像生平第一次接触到了自然,以惊叹和敬畏的心情回应自然。他们视界之清新,了解之深厚,是后世无可比拟的。”
从院体到文人:宋代绘画艺术承前启后
宋徽宗赵佶自身作为一位杰出的花鸟画家,引导创作风气重视准确性和严谨布局。皇帝的闲情雅趣和推崇,是促使宋代院体画发展的重要契机。据《图画见闻志》和《画继》记载的北宋画家就有386人,《南宋院画录》记录的画院画家为96人。
不仅是创作成就,宋代对绘画制度的推进和理论建树亦不少。宋代画院体制极盛,成后世典范,也是今天画院体制的最早雏形。区别于前代对物象的精心描摹,宋代画家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徽宗在位期间,官方主持收录历代画家作品编成《宣和画谱》,画家郭熙的《林泉高致》,是论及古代山水画时难以绕开的理论著作。
明清发展极盛的文人画也始于宋代。绘画载体的变化带来中国画的转型。由墙壁转为纸绢的轴、卷、册,促成绘画从公共艺术转向私人艺术。区别于北派山水画提倡的“外师造化”,文人画转而“内师诸心”,为绘画开启了类似寄情寓性的功能。用看似业余的技法,对形式加以变形。以苏东坡为发端,米芾父子(米芾、米友仁)以及李公麟成为后来的追随者。
《清明上河图》只可能出现在宋代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薄松年表示,宋代国家力量并不算强,但是文化特别发达。皇帝有兴趣并且积极推进,这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宋代的绘画和社会联系比较紧,不像后来的文人画,曲高和寡。当时社会上的职业画家,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力量,这个力量对宫廷绘画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宫廷绘画的发展必须从社会上去选择这些好的画家,如果没有这些人就变成无源之水了。
其次,宋代绘画在写实程度上是最高的,一丝不苟,苛以求真。而且宋代是绘画题材发展最全面的一个时代,文人画开始出现,其他还有风俗画、宫廷画,都发展起来了。像《清明上河图》,也只有在宋代这样一个时代才有可能出现。还有历史故事画,不是单纯为了画历史故事,而是透过历史画,对当时现实中的社会问题提出批判意见。到明清就不一样,文人画变成了发展的主线。
宋代所有的画家的文化素养都是非常高的。苏轼这样的画家,属于文人那一类,但他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比如,宋代绘画都要求非常真实,甚至说画花要分出季节来,还有宋徽宗说的,孔雀迈步,它应该先迈哪条腿?但苏轼提出一个看法“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说把画得像不像当做绘画的最高标准,这是小孩子似的见识。绘画不只是一个像,它还要表现一个优美的意境。
这也就提出了“似”与“真”的区别。就像山水画家荆浩说的,“似”是“得其形而遗其象”,就是说只画出一个外形来。“真”是“气质俱盛”。就是精神的、形象的都表现出来了,把画家主观的情感、客观形象结合在一起才算是一幅好画。而对于苏轼来说,他把画家的主观情绪放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这个就给以后文人画的发展铺开了另外一条道路。文人画完全是一种表现,比如说苏轼画竹子,他用红笔来画竹子,有人就给他提出意见了,说“为什么竹子画成红色的呢?”苏轼说“为什么把竹子画成黑色的,你们就不讲了呢?”大家可以习惯黑色,但红色同样可以画出另一种造型,也就是说不能把像与不像作为绘画的唯一标准。
中国的写实和外国的写实不一样,外国的写实是完全按照那个东西来写生,中国的写实一方面要求形象真实,一方面还要对艺术进行一种非常重要的创造,它不是自然主义式的写实,还有一些诗的成分,关于形象怎么突出等处理也做得非常好。
花鸟画在宋代发生变化,宋以前很多只是当做一种装饰、工艺品。五代后,花鸟画在人们生活中作为一种精神的传递开始凸显出来。它最早是一种贵族艺术,存在于宫廷里,后来在民间获得生命力,以一种新的形式发展起来。很多画家画花,必须要向花农了解植物的习性;画猴子,要到深山里去观察猴子的生活, 这样才能画得很生动。从这方面,宋代是很好的借鉴。
(《羊城晚报》10.24 朱绍杰 陆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