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费孝通还在

　　我们不愿看到，城市人满为患，而身处城市的异乡人却有着“回不去的家乡”——

　　王君柏万没想到，自己一篇有感而发、略接地气的2015回乡散记，在微信朋友圈竟达到千万级的阅读与转发。他分析原因，“大概是激起了人们心底的乡愁吧”。太多人跟他一样，生活在城市，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留恋故乡。

　　意外之余，他觉得最有意义之处，在于这篇笔记，无意间成为他对最为崇敬的前辈学者费孝通先生105周年诞辰的致敬与纪念。

　　王君柏想，假若费老还在世，他一定欣慰，他笔下的农村样本——“江村”（苏州吴江七都镇开弦弓村），在中国发达地区的农村已成群出现；但他也一定焦虑，中国内地农村，远没有“江村”那份幸运，乐居富民不离乡的心愿被城市化的车轮碾压后，所见却是凋敝衰败、亟待重建的乡土。

　　有些东西，数十年前就被费老言中。费孝通在其被奉为中国人类学奠基之作的《江村经济》中写道：“若都市靠了它的技术的方便……结果是农民守不住耕地，都向都市集中。在农村方面，是经济的破产……”费老晚年也反复强调：“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

　　不愿看到，城市人满为患，而身处城市的异乡人却有着“回不去的家乡”，这，便是今天我们重提费老的用意。

    老人与田地

　　老家村里一位80岁老妪自杀了，这对王君柏震动不小。她曾是村中风云人物，几个儿子又颇有出息，可老人无病无伤，偏要走绝路。

　　人不可能没来由地选择自我了断，这是促成王君柏今年暑假回乡看看的动因之一。他是湖南常德石门县人，现为无锡江南大学法学院社会心理学副教授。他读研时开始阅读《江村经济》，由此成为费老“粉丝”，今年又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得以进一步研究前辈思想的源与流，思考社会学的中国化之轨迹。今年7月，他回湖南老家，前后一周，每日与来访者闲聊，略作笔记，回无锡后便成一篇回乡散记。

　　令他感慨的是，访谈的对象中没有青壮年，大多是六七十岁老人，他们跟家乡的田地一样寂寥。

　　那些田地，远不及王君柏所工作的苏南来得吃香，“苏南一亩地，交给别人种，坐收千元，但放在我们湖南老家，苦于家中没有劳动力，只能无偿地交给别人种，而且是恳求别人帮忙。要想收租？那是天方夜谭”。

　　因为连插秧割稻的人手都捉襟见肘，老家的水田只能当旱地用，最普遍的是种玉米。过去要犁地、锄草，而今全以化肥、农药代替，导致土地板结、退化、产量大减。老人们实在有心无力，只剩自嘲：“这哪是种地啊？”

　　听父辈们感慨，30年前是村里最鼎盛时期，彼时，刚分产到户不久，村里132人，老中青搭配合理，青年占了一半。然而30年过去，村中现有人口仅剩当年三分之一。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当农村后继乏人，当老人看不到未来，当他们担心自己动不了时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他们中的有些人宁愿不活。

　　想必那位自杀的老妪便是如此。在农村，每一名子女都事先被分配好赡养老人之责，理论上，老太该由二儿子照顾。但二儿子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在农村，老太又不愿去儿子所在城市。那天，该是烧饭时间，对门的村民见老人家烟囱好久都没冒烟，推门一看，发现老人已自尽窗边。农村老人自杀已并非孤例，有学者统计，农村老人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

　　“甘蔗”和“混混”

　　聊天对象中一名尚显“年轻”的男子，是46岁的第一代进城务工者。

　　在王君柏看来，这是一位处于“临界”状态的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随打工潮北上南下，对农村尚有感情，于是一生积蓄，和大部分一代农民工一样，用来在家乡盖房。因买不起钢筋，只能求表面风光，用空心砖头搭建起的二层楼房，只要不发生地震，也是用来攀比的资本了。而今，他快要知天命，于是告老还乡，但他对土地，已远不及上一辈那般视若珍宝。想种点东西，发现劳心劳力，不由得心里要比较——同样的体力付出，在城里至少能挣回点钞票。于是忍不住又返回深圳打工。然而论体力、技术，他都不及年轻人，觅不到好活，只能当保安，或是大热天的帮人家看锅炉房。受不了这憋屈，他又回乡，如此反复，徘徊在家乡和继续打工之间，感觉两边都是鸡肋。

　　王君柏觉得，这正是“一代”的结局，“他们把青春奉献给了城市，如一根甘蔗，被城市咀嚼并吞咽了甜汁后，只剩残渣”。

　　而“二代”与“一代”不同，他们直奔主题，完全以扎根城市为目的，却很可能希望落空。根据王君柏这些年来的观察了解，如今二三十岁的农村孩子，正面临“阶层固化”的困境——“真正能从农村走出来考上大学的，要比过去来得更困难。而步父母后尘外出打工的，则很难在城市找到真正体面赚钱的工作”。

　　于是，当立足城市梦破，当他们被迫在融入城市与退回乡村之间游离时，这个欠稳定且庞大的群体，便增加了一种可能——成为乡村与城乡结合部的“混混”。

    给乡村机会

　　在丧失集体感、又在市场促进下不断“理性化”的农村，人心犹如一盘散沙。

　　散沙背后，人无敬畏，乡风良俗亦丧失了约束力。王君柏回乡所闻所见，一些十六七岁少女忽而私奔忽而又回，多次堕胎；夫妻间，不再相敬如宾、互有底线，因外出务工而天各一方的彼此，不愿再难为自己，于是各自凑对，难有自律；村中更常有年轻母亲，忍受不了贫困生活而离家出走，撇下不足一岁的孩子……

　　农村，难道真就这样，任其支离破碎吗？费孝通所主张的城乡平衡发展，难道唯有在沿海发达地区才能实现吗？是否，真应了经济学界的另一种观点：乡村的牺牲造就了城市繁荣，乡村最终的归宿就是走向城市吗？

　　但不可否认，内地农村所出现的城乡割裂，存在资源配置上的严重失衡，存在行政力量在城乡间的“厚此薄彼”，这直接或间接促成了乡村逐渐被边缘化。

　　资源配置的“人为中心化”，还体现在乡村教育资源的撤并上。在许多农村，乡村学校被合并到县里，几十里上学路，家长们不得不到县里租房、陪读。而县里稍有地位、身份的人，又挖空心思将子女送往省城，如此层层向中心集中。王君柏曾就读湖南某县级中学，“我上中学时候，一个年级6个班，270人。而现在，每个年级招1500人以上。如此多的生源，证明乡村的学生数量远没有减少到需要乡村学校撤并的地步，反倒是地方政府有带动房地产业和县城消费的‘良苦用心’”。

　　所以王君柏热切呼吁，“给乡村机会！”而机会来自制度的安排，“地方应尊重和关注乡村自下而上的需求，政府更应该助推鼓励，让在大城市工作的优秀人才，有机会为家乡做贡献，一些地方的‘乡贤委员会’值得借鉴”。

　　事实上，据记者了解，国内已出现少数有识“乡贤”，自发回乡，再造故乡。全国返乡大学生论坛发起人陈统奎，是他家乡海口市博学村第一个考上名牌大学的人。他入学前，村民给他凑学费、办酒席，乡恩难忘。读书时，他多次写信给市领导，村里的用水问题终于得以解决。而今，他在工作多年后折返家乡，从事乡村生态重建和社区营造。他说，“要建有傲骨的美丽乡村”；数年前，浙江青田县36名华侨，纷纷自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柬埔寨等地回国，在家乡当起芝麻村官，用自己经营企业和海外闯荡的经验、视野和资源来建设新农村；而在上海滩，第一位拿到上海“蓝印户口”的温州企业家邵联勤，于2011年回到了其老家樟岙村，“跨界”担任起村委会主任……

　　农村需要这样的优质乡贤，将一盘散沙重新凝聚起来，而支撑他们的，是剪不断的乡愁——农村，始终意味着人和人、人和食物、人和土地间的最美好关系。

　　(《解放日报》11.3 李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