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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官员体验民生”纳入政治任务
“我今天出席省委的会议后回三亚,下动车后来到等出租车的长廊,现场旅客扶老携幼人头攒动,个个翘首以盼苦等出租车。好长时间见不到车,我看到后心里不是滋味。”这是三亚市委书记张琦发在囊括了该市党政部门大多数干部的微信“天涯工作群”里的一段话。
据说张琦发本来可以直接乘坐公务车返回，他却到火车站出租车候车长廊看打车难,而且陪市民苦等55分钟,最后还把自己的体验心得发在“天涯工作群”，并立即要求相关部门紧急调度出租车运力以解决旅客积压，这一连串动作勾勒出民生之困与官员之担当。
其实，官员们应该把体验民生当成“家常便饭”，比如乘坐火车时，走进普通车厢与老百姓拉拉家常；下车后，像张琦发一样体验火车站打车难。再比如，官员们在吃饭、看病、购物时，放弃某些特殊安排，去体验老百姓生活的酸甜苦辣……这种随时随地体验，成本最低，效果最好。
笔者建议，不妨把“官员体验民生”纳入政治任务，以促使更多官员走出办公室、走下公车去真切体验百姓生活，体验方式、体验时机、体验内容可以多种多样，但务必少些公开检查，多些暗访式体验；少些群体性体验(很容易暴露)，多些个人体验；少些规律性体验，多些随意性体验。
（《中国青年报》11.5 冯海宁）
高龄劳动者应“劳有所保”
63岁的毕彩连是浙江临海的一名环卫工人，近日在路面工作时被飞速开出的一辆面包车撞伤，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每天数千元的费用，让其家人一筹莫展。而环卫所除了事发第二天送来1万元钱，说这是出于人道主义救助，便不再过问。环卫所领导声称：超龄难算工伤。
按照现行《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只有与用人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员工，才能参加工伤保险；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已过退休年龄的员工就业，只能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务合同”；毕彩连63岁的年龄已超过目前社会职业的法定退休年龄。从上述规定来看，毕彩连的确难获工伤赔偿保护。
目前，不少社会岗位出现高龄劳动者，延时退休也已经被国家提上议事日程，他们最基本的职业权利理应得到保障。基于此，修改诸如工伤保险年龄限制等过时规定，应是大势所趋。国家应尽快从更广泛的制度层面，给依然坚持在工作岗位的老人们以保护，让老人们在“老仍所劳”后能“劳有所保”。
（《法制晚报》11.4 王琦）
“劳动刑”有益于矫正犯罪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检察机关开展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时，建议增设强制社会劳动等刑罚方式，对轻微犯罪案件，人民法院可以判处被告人参加一定时间的社会劳动。这一建议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
我国的刑罚设计和执行，向来比较注重监禁刑。随着社会演变和社会心理的复杂化，传统依靠监狱封闭化的改造机制矫正犯罪已越来越力不从心。而强制社会劳动不同于监狱里的劳动改造，它是将服务社会理念融入犯罪人改造当中，利用社会“母体”本身的修复机制，通过犯罪人在劳动中建构起来的社会交往，修复被犯罪撕裂的社会关系，以及犯罪人自己的扭曲心理。这种替代性刑罚，更有助于犯罪人的自我救赎，也有利于社会对犯罪人的接纳，最终帮助犯罪人重返社会，成为一个正常的人。
既然劳动刑具有如此多的优点，为什么我们国家迟迟没有立法采纳？这与实施劳动刑的社会条件有关。劳动刑利用的是社会自身的修复和矫正功能，那前提就是我们所处的社会须是一种良性、健康、成熟的社区型社会。强制社会劳动，除了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还应考虑谁来执行如何计量等一系列问题。目前不妨选取适宜地区试点，总结经验，完善制度，以期最终全面推广。
（《京华时报》11.4 傅达林）
会议组织者也要受监督
因为在全县的一个工作会议上睡着了，一觉醒来，竟然职务被免，海南省某县社保局的一名副局长就这样成了“倒霉蛋”。据说，就地免职的原因是“会上睡觉违反工作纪律”，同时该副局长还被“立案审查”。
开会睡觉，有违会议纪律，工作作风不佳，受到批评理所当然。但为什么有些会议让与会者容易打瞌睡呢？这也需要思考一下。
尽管中央有关于精简会议的要求，但是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文山会海现象依然严重，干部私下抱怨每天会议太多，有的会议自己只是充当“背景墙”，用来填座位，适时鼓掌。一些干部疲于应付各类会议，本职工作却被耽误了，正常工作需要会后加班加点去完成。如此，怎能令人聚精会神地听会？
一些外企的开会流程值得借鉴：会议组织者预先准备材料，在会前几天发到与会者手里，让大家心里有数；会上，企业主管不照本宣科念材料，而是发动大家一起讨论，直奔主题，节省时间；会上每个流程都有负责人，每个提出的问题都有专人认领，认领的人员则在会后负责事务的落实。
开会，对与会者有纪律要求，对组织者也应制定规则。比如，对会议数量、各类会议应掌握的时间、讲话人数、讲话时间等，作量化规定。与会者的工作作风受监督，会议组织者同样也要受监督，通过改进会风促进政风转变。
（《新民晚报》11.4 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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