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本人不仅鼓吹自然界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对救济穷人的社会政策也有保留意见。他认为,救济弱智、残疾和疾病缠身的人群在道德上是不得不做的,但是违背了自然法则,会造就病弱的民族,因此理想的情况是,贫病交加的弱者应该选择不生或者少生孩子。斯宾塞则更加赤裸裸地提出,违背竞争和淘汰的自然法则会带来糟糕的后果,因此政府只要保护财产就可以,不要保护失败者,不要去干预市场的自由运行。
马克·吐温熟读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著作。这位在11岁就因为父亲去世而不得不开始做报童、学徒和水手的成功人士,最终还是狭隘地以自己艰辛的奋斗经历来塑造自己的社会观点。他在晚年的作品里面悲观地认为:“并没有所谓的道德;有些事情并没有什么不道德,譬如老虎吃狼,狼吃猫,猫吃鸟。这不过是他们的生意。”
作为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代言人,杰克·伦敦习惯于把人世间看作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即便在他直接倡导社会主义的时候,伦敦仍然不能摆脱对竞争和强者的崇拜。他把社会变革理解成大英雄个人主宰的残酷斗争事业,而在此过程中“某些不足道的人会被夺去生命”。
孟子的社会理想恰恰是关怀弱者,反对强者为了人世间的地位和财富不息争斗。他说:“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强者本来就安好,那些孤独衰老的人才是需要格外怜惜的。温习这一古老的道理,有益于我们摆脱对竞争的偶像崇拜,有益于我们抵制社会达尔文主义。
(《北京青年报》11.1 彭小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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