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跋钤印上重读中国艺术史

    不少观众是刚刚熟悉“石渠宝笈”这个名字，其实宝笈里丰富的收藏早就照拂了人们的诗意生活：那些出现在教科书、通俗美术读本里的旷世书画，最熟悉、最如雷贯耳的，几乎都被打上过“石渠宝笈”藏的印记。

    现今拍卖市场上一幅出现“石渠宝笈”钤印的古代书画，不论尺幅大小，即便是小名头画家作品也会拍出数千万元的高价。若是不仅有“石渠宝笈”认证的印记，还有“宣和内府”或“明昌内府”的钤印，那可以说是价值连城了。因为这标志着此作不但经过清宫收藏，更经过宋徽宗“宣和内府”与金章宗“明昌内府”的收藏，其意义在收藏史上堪称显赫无比。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皇家书画收藏，一次是乾隆主导的清宫收藏，历经乾嘉时代三次编订，构成了如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高古书画的收藏主体。另一次，就是北宋徽宗进行的“宣和内府”收藏工程，其中仅《宣和画谱》就有20卷，包括231家的6396件作品。其子高宗赵构虽然也对皇室收藏进行过扩充与修订，但论编纂之规模、眼光与艺术高度，均不能与“文艺皇帝”宋徽宗相较。由于金人对宋王朝的洗掠，这些艺术珍品后被金章宗收入于“明昌内府”之中，故而后世鉴藏家认为，“明昌内府”同样是具有衡量文物价值的重要品牌与“标签”。

    不知“宣和内府”，打个比方，就如同不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一般。亮相于此次特展的《雪江归棹图》被认为是宋徽宗的亲笔之作，前后为“宣和内府”与“石渠宝笈”共同收录。在欣赏画作的用笔、布局与气韵之外，细心的观众还能从钤印中品出几分趣味：画面上钤双龙小方玺，“宣和”“大观”朱文印，卷后有瘦金书“宣和殿制”四字，钤“御书”朱文葫芦印，下押“天下一人”，后隔水钤“宣和”“政和”“大观”三玺，后接纸钤“内府图书之印”。据介绍，双龙小方玺、朱文葫芦印以及宋徽宗手押的“天下一人”都是“宣和内府”收藏的重要标志。宋朝皇室收藏的钤印以秀雅文气著称，与以乾隆为典型的清宫风格颇为不同。

    北宋青绿山水代表《千里江山图》作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国之瑰宝，每打开一次就会造成矿物颜料剥落的损伤，故极少公开展览，虽不在此次特展之列，却值得一说。年仅18岁的天才少年王希孟，被选入由宋徽宗开创并主持的皇家画院，权相蔡京在题跋中记叙了宋徽宗指点王希孟半年后，少年突飞猛进的艺术造诣。除却蔡京溜须拍马之意，宋徽宗的确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画家，在他一手建立起的书画院中，他本人就是最佳的老师。蔡京作为当时最接近权力中心的人物之一，留下的文字记录确也较为忠实地反映了宋徽宗时期中国画艺之高峰。

    既然有文艺皇帝，当然也有只爱江山不爱艺术的。历朝历代统治者对书画艺术的态度不同，造就了中国画不同的时代际遇。此次特展中的李公麟《临韦堰牧放图卷》便可参照着来看。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留下的题跋就是“另类”中的代表，在观赏完《临韦堰牧放图卷》后他感想道：“朕起布衣十有九年，方今统一天下，群雄鼎沸中原。命大将军帅诸将军动荡西余，期间跨河越山，飞枪贼候，催坚敌，破雄阵，每思历代创业之君未尝不赖马之功……”可见，他竟将画上的群马都当成他的军队了。朱元璋手下的几员大将如徐达，曾偏爱收藏“浙派”创始人戴进的画作，戴进构图用墨多涂点，气质生猛，倒和这些马上打天下的勇猛将军不谋而合。

    中国美术史学家高居翰在《隔江山色》一书中介绍了中国绘画在元末明初时的“挣扎”：“明初几位皇帝努力想在恢复曾遭元人忽略的一些中国传统，重建类似翰林画院的制度，征召主要画家，赐予官衔……这些宫廷画家作为一个集体，有时被称为‘明画院’，但明朝并没有设立像宋代那种可以堂然称之为画院的组织。”只有如爱好工笔花鸟的明宣宗朱瞻基等几位还称得上是“业余画家”。元明两代，相对前朝，皇家对书画不甚重视，特别是元代更废弃画院，促使文艺转移民间，引发了文人画艺术潮流的高涨。

    (《文汇报》10.14 童薇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