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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母亲在火车站机器前打印完火车票发现孩子不见了，大声呼喊孩子的名字之余，她看到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如看到“救命稻草”上前求助，但工作人员只告诉她去找服务台。焦急的母亲一边呼喊小孩的名字一边奔跑着去找服务台，差不多5分钟后，火车站大厅开始广播找人，循环播了3遍“请某某某小朋友听到广播去某号服务台”。
这是发生在上海虹桥火车站的一幕，也是各地的火车站屡屡会有的状况。在这样一则寻人广播里，除了家长在焦急等待孩子找到自己，等候大厅里的听者甚至不知道小朋友多大了，有什么特征。
“若能在第一时间让车站大厅的成人留意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位小朋友，效果是不是更好？”上海市委党校教授董幼鸿说，“从让孩子找父母，变成让成人找孩子，看似只要让一线应对者做一个小小的改变，但在现实中并没那么简单。”
董幼鸿坦言，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公共安全管理体系建设才刚刚起步，对应急管理专业性的认识普遍不高。
复旦大学国家应急能力研究中心主任刘淑华说，“和国外的小孩相比，中国小孩缺乏应急教育，低龄孩子会打求助电话的比例相对少。”
董幼鸿强调，从安全管理的角度来看，加强公共危机管理，首先要从每个单个参与主体着手落实危机准备，才能从源头上控制危机产生的风险。“反观国内，确实有必要在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中加入应急教育。但现在的情况是，学校最多每个学期搞些讲座或是简单演练，这种单项的输出式的教育还不够。”
现在的国人特别匆忙，每个人好像自带加速度般按下快捷键，对于周遭发生的事情，热心者越来越少，多抱着自求多福的心态。当我们觉得应急管理是政府的事时，殊不知自己的力量和群众的互助更不容忽略。
（《解放日报》10.13 谢飞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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