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书写对抗集体性遗忘

    □云也退

    2岁的时候，阿列克谢耶维奇差点饿死。在如今属于乌克兰的一个叫伊万诺-弗兰基夫斯克的小地方，家里一贫如洗，父亲只能出去行乞，一日来到一所修道院。门打不开，两个同样饥肠辘辘的同伴把他扛起，让他翻墙而入，找到了里面的修女。修女让他赶紧走，这里没有他待的地方，又叮嘱了一句：你老婆可以来这里干两个月的活，我们每天会给你半升羊奶。

    就靠每天喝羊奶，斯维拉娜活了下来。这段苦难的身世并没有旁证，斯维拉娜明白，说多了会引人反感。在为了揭露被官方隐瞒的阿富汗战争和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真相而八方走访的过程中，她遇到过很多人，不愿讲述自己受过的苦，或者怀疑向他们打听苦难的人，把自己的故事拿去赚钱。这些经历让她怵惕不安。

    非虚构写作要顶着道德风险，即便是她本人回忆自己的童年，看上去也是经过仔细权衡裁剪过的，要排除听众对“贩卖苦难”的怀疑就必须准确、节制，控制音量，细节太突出就会失真。真实的证词是宝贵的，价值不可估量，又很脆弱，常常无法验证。

    她的写作要求你的信任，必须翻开《锌皮娃娃兵》和《切尔诺贝利之声》，让书里的事实淹没自己。它们是有力量的，力量来自让你皱眉的事实。在事实和虚构之间，斯维兰娜总是习惯迁就前者。她的书里一点点明显的夸大都没有，譬若她的奶奶和乡邻说话时的伤感的语调，对她是永生难灭的心灵重荷，逼使她无力施加增减。她不得不在自己的记述中，寻求一种不可能达到的语言的透明：看到文字，就了解事实的全部，毫厘不多，毫厘不少。

    斯维拉娜是有书生意气的，知识分子总认为披露了真相，人们就该觉醒，实际上却很难。人们有各种私下的考虑。很多人似乎能忍得了统治者的残害，却不能忍受作家以文字的形式描写这种残害。斯维拉娜的沮丧可想而知，她能做的都做了，以书写个人记忆来对抗集体性遗忘，用苦难去灼烧相对安逸的人，但面对人们心智上的巨大黑洞，她无能为力。

    必须等待。如鲁迅说的，烧大量的木材，只能出来一小块炭，心智的进步可能落后于最悲观的人的预想，何况是一个在抽屉里培植的、先天不足的心智。俄罗斯不乏文学巨人，想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等光辉的姓名，到了斯维拉娜这里，拿她的非虚构同前辈们巨笔如椽的小说相比，简直太寒酸了。为了给她腾地方，诺贝尔奖不得不扩容文学的范畴，宣称她开创了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她写的绝算不上最好的文学，但可能是最有效用的文学；她的忧虑，她的勇气，有必要让更多的人看到。

    知识分子如果更有力一点，国家会好许多——近几年斯维拉娜获奖的场合多了，就常常这么表示。但她并不讳言，自己的耐心也在一点一滴地散失。2011年回到白俄罗斯，她发现文化精英正大批流失，有点钱的都出去了，剩下的人昏茫如往日，容易动摇，容易被收买。

    黑暗成就了她，像修道院的羊乳一样哺养她到现在，可它再有营养，也终究是黑暗。

    （《北京青年报》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