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大学内迁

    抗战八年中，中国许多高校纷纷内迁到云南、广西、贵州等地，将中国学术、教育和未来保存到抗战的“大后方”。

    对于是否内迁，开始各方是存在严重分歧的。1937年秋天，任教清华的闻一多给妻子写信说：“七七事变意味着中国全面抗战的必须爆发，那种苟延的耻辱局面从此结束，是生还是死？已经不容再回避。”在他看来，要积极抗战，也要继续教学。也有人主张停办教育，让学生全部应征服役，实际是反对内迁。

    最后政府还是决定将高校内迁，认为“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需要。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须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就兵源而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

    从1937年7、8月起，各高校师生开始带着大量书籍、实验仪器长途跋涉，风餐露宿，迢迢千里从华北、华东迁到内地。这条“文军西征”之路并不平坦。记录了这段中国大学内迁历史的《中国抗战内迁实录》一书主要作者之一的苏智良说，内迁上路时，“整个家都要搬走，因为不知道一去多久。很多东西半路上带不动了，只好沿途抛弃，许多仪器、物资等就丢失在路上了。”而且，师生一路过去，很多时候只能徒步，还要面对日军飞机的轰炸。“像金陵大学农学院迁到华西坝的，还要携带大批良种畜禽，更困难。”于是就有了学生们“牵牛牵羊”的奇怪景象，“艰辛而感人”。

    当时内地政府和地方民众生活已经很艰难，但仍然尽最大努力接纳迁移过去的学校。而最终落下脚的高校师生们，也体谅战时的条件，咬紧牙关度日。数学家苏步青归国后任教浙江大学，后跟随学校内迁。“家里有八个孩子，十口人到了要吃树皮草根的地步，校长竺可桢到他家里看了才知道，艰难成那个样子。可是他从来没提过，这让竺可桢很感动。”苏智良说。

    据相关资料显示，从“七七事变”到1938年8月底，几乎所有高校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毁坏。学生减少了50%。在内迁中，很多高校都是联合招生。除了昆明的西南联大，还有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迁到华西坝联大，复旦大学、大夏大学组成的第一、第二联合大学，还有西北联大、东南联大等。

    学校合并后，管理上难免产生问题。但苏智良介绍，那个时候反而是“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不同的党派、不同的主义并存，自由氛围是主基调。

    对内迁高校，当时是以培养人才为最高目标，苏智良以李政道为例说，当时李政道考入浙江大学，浙大的老师束星北觉得他是天才，但恐浙大当时的条件限制了他的发展，于是推荐他去了西南联大。

    从国民政府作出大学内迁的决定，可以看出当时对教育是相当重视的。但在1940年代初，抗日战争打到了最为艰难的时期，国民政府不得不号召学生从军。据统计，仅西南联大每100人中就有14人投笔从戎，校长梅贻琦的一儿一女也分别参加了抗日远征军和空军。

    “那个年代我们的兵源都是农民，不识字，中国军队打起仗来那么辛苦，跟知识素养很有关系。而日本明治维新后，入学率大大提高，兵源的质量很高。”苏智良认为，拥有知识的高校学生主动参军，无疑对中国抗战走向胜利提供了巨大助益，比如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的许渊冲就曾帮助翻译日军情报，粉碎了日军一次空袭昆明的计划。

    （《看天下》2015年第26期 徐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