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沈从文结识于1925年初的北京,丁20岁,沈22岁。
沈从文向《京报》投稿,胡也频是该报文艺编辑,当时丁玲与胡也频虽住在一起,但未同居,听说沈“长得好看”,又是老乡,就和胡去见他。沈对丁的第一印象是“圆脸长眉大眼睛的女孩子”。
被小报炒作“三角恋爱”
因房租便宜,三人均住在香山,丁玲与胡也频不善理财,生活靠丁母汇款接济,常为小事争吵,沈从文居间说和。为了谋生,丁玲曾给鲁迅写信求助,但她的字体极像沈从文,鲁迅误以为是沈从文冒充女性戏耍他,由此产生误会。
1928年,丁玲因《莎菲女士的日记》一炮而红,鉴于北京文坛日渐萧条,丁玲等决定南下上海。但因丁玲爱上了冯雪峰,丁、胡爆发了感情危机。
丁玲曾想去日本留学,朋友推荐冯雪峰教她日语,冯雪峰“长得很丑”,而且穷,可两人一见钟情,惹得胡也频曾拳脚相向。但由于冯雪峰始终不向丁玲表白,再三犹豫后,丁玲还是选择了胡也频,两人从同住成为同居。
在上海,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住在一个公寓,被小报炒作为“三角恋爱”。
曾经互相帮助
1929年1月,胡也频父亲来上海,准备入股一家菜馆,但在胡也频劝说下,胡父改为支持儿子创业,投资1000元,月息3分。红黑出版社因而诞生。
丁、胡、沈三人期望建立自己的事业,但他们都没有经营能力,且摊子铺得太大,一上来要出《红黑》《人生》月刊,还有7本书。合作中,分歧渐渐显露出来,丁玲曾说:“我是一个爱幻想的人,他(也频)是一个喜欢实际行动的人;不像沈从文是一个常处于动摇的人,既反对统治者,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
《红黑》第8期组稿时,三人发生了冲突,丁玲、胡也频坚持发《二月花》,这是一篇新人之作,反映了童工的惨况,沈从文坚决不同意,认为会“惹麻烦”。争执不下,只好散伙。其实散伙的真正原因是资金出了问题,杂志交书店发行,却收不回现金,《红黑》总共发过48篇文章,三人作品就占37篇,自然无法被读者认可。
公司倒了,债还要还,沈从文给了300多元,胡也频只好去山东教书,全部工资也只有300多元,还差350元,是丁玲母亲给补上的。
1931年寒假,沈从文回上海,与丁玲、胡也频重逢。不久,胡也频入狱,沈从文积极营救,但胡也频还是被被秘密杀害,胡死时穿的衣服是沈从文给的海虎绒长袍。
当时丁玲分娩不久,孩子才4个月大。1931年3月,沈从文与丁玲假扮夫妻,将丁玲的孩子送回老家,交丁母抚养,为帮助丁玲,沈从文丢了武汉大学的工作。
1952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丁玲知名度蹿升,在此前后,丁玲与沈从文的交往基本正常。
1955年,沈从文对历史博物馆工作不满,觉得“体力和精神都支持不住,只有倒下”,写信向丁玲求助,当时丁玲正受批判,还是尽了最大努力,调沈到故宫去工作,但沈后来没去。
晚年反目成仇
1979年8月中旬,日本汉学家中岛碧女士拜访丁玲,给了她港版《记丁玲》《记丁玲续集》,丁玲刚开始没打算看,可一看便怒不可遏,据统计,她在书上前后标注了127处,在原文“她虽然同这个海军学生(指胡也频)住在一起,海军学生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青年人的身体,却不能在此外还给她什么好处”处,丁玲直接批道:“混蛋!”
在历尽苦难之后,丁玲对人事沧桑已相当豁达,但对“革命”情有独钟,她无法忍受任何人居高临下地批判革命、嘲讽革命,这或者就是她无法接受沈从文《记丁玲》的根本原因。需要指出的是,丁玲看的是删减本,因国民党出版管制,该书写实部分被大量删去,议论比重相对提升,因而带有更强的主观性。
对于丁玲的指责,沈从文亦怀恨在心,后丁玲曾请沈从文一起吃饭,沈躲开了,他说:“我怎么能跟一个骂过我的人同桌吃饭呢?”
1986年,丁玲辞世,1988年,沈从文亦乘鹤而去,两位老人的恩怨,至死也没解开。
(《北京晚报》9.11 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