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解的问题

    一天，我在公园里独自坐着，看见一男一女，男的抱着一个婴儿，女的手里牵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我觉得那男的好生面善，仔细打量他，见他穿一件很旧的官纱长衫，面上很有老态，背脊微有点弯。他看见我，也仔细打量。

    走过去几步，他重又回来，问我道，“你不是小山吗？”我说，“正是。你不是朱子平吗？我几乎不敢认你了！”他说，“我是子平，我们八九年不见，你还是壮年，我竟成了老人了。”

    我招呼他坐下，他不肯坐，说要回去预备晚饭。他说，“你是学哲学的人，我有个问题要来请教你。你把住址告诉我，我明天来看你。”

    第二天一大早，他果然来了。还没有坐定，就说：“这几年来，我差不多没有一天不问自己：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我想了几年，越想越想不通。小山，你见多识广，请你告诉我，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

    我说，“子平，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现在的人最怕有人问他这个问题。得意的人听着就要扫兴，不得意的人想着就要发狂。你为什么想到这个问题上去呢？”他叹了一口气，点着一根纸烟，慢慢的说。以下都是他的话：

    离开高等学堂那一年，我生了一场大病。病好了，便是辛亥革命，把我家的店业光复掉了，我不能不出来谋事。从前高等学堂的陈老先生答应要我去教他的孙子，我到了北京就住在陈家。过了半年，陈老先生要替我作媒，说的是他一位同年的女儿，现在女子师范读书，快要毕业了。我写信告诉家母，家母回信，说了许多“三代单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话。我仔细一想，觉得做了中国人，老婆是不能不讨的，只好将就点罢。

    新婚的第一年，的确是很有乐趣的生活。但是不到七八个月，我的内人就有喜了。我添雇了一个老妈子，还要准备许多临产的需要品。好容易生下一个男孩子来，产后内人身体不好，乳水不够，不能不雇奶妈。一家平空减少了每月十几块钱的进账，倒添上了几口人吃饭拿工钱。不料陈老先生忽然得了中风的病，不久就死了。他那两个儿子把我的三个学生都带走了，我少了二十块钱的进款。

    我又到大学堂去当事务员，一个月拿三十块钱。我们把奶妈和那添雇的老妈子辞了，每月只吃三四次肉，有人请我吃酒，我都辞了不去，因为吃了人的，不能不回请。戏园里是四年多不曾去过了。但是无论我们怎样节省，总是不够用。

    后来时局一年坏似一年，我的光景也一年更紧似一年。内人因为身体不好，辍课太多，被人颇说嫌话，索性辞职出来，我那每月三十块钱的票子更不够用了。去年冬天，又生了一个女孩子。我连做衣服的钱都没有，不要说看报买书了。大学图书馆里虽然有书有报，但是我一天忙到晚，公事一完，又要赶回家来帮内人照应小孩子，哪里有工夫看报阅报？晚上我腾出一点工夫做点小说，想赚几个钱。但我又没有工夫看书，全靠绞脑子，挖心血，东西都是百忙里偷闲潦草做的，哪里会好？我每天五点钟起来，一直忙到夜深半夜后。忙的是什么呢？我要吃饭，老婆要吃饭，还要喂小孩子吃饭——所忙的不过为了这一件事！

    我忽然想到一个大问题，就是“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小山，你是学哲学的人。像我这样养老婆，喂小孩子，就算做了一世的人吗？”

    （《人生有何意义》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