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之民主,并不是从外部直接加予或硬性嵌入的。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式民主”,具有强烈的自立内生性。经历了十年“文革”之后的中国,党内党外、上上下下,都深切地感受到民主的重要性,都对民主由衷地发出了热忱的呼唤。民主之于我们,已无须任何强制,也无须别人说教。
中国对于民主的渴望追求,从没有像最近30多年来的这么急迫、下了这么大力气。究其原因在于,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建设,若离开了民主便不能发展。正是当年的发扬民主,解放思想,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罗网,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正是在拨乱反正和推行民主法制下,全国平反纠正了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故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化”的积极性。而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多党合作和协商民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一系列民主制度的建设,冲破了人治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羁绊,开启了“中国式民主”的新路。
“中国式民主”的自立内生性,决定了民主之于国家的不可或缺和倚重,决定了民主发展恒久的张力和可持续性,构成了国家坚固的制度基础和良善的政治生活。
以民主治理的有效性而言,“西方式民主”正逐渐陷入困境。“西方式民主”的议会制,导致了恶性竞争,不同的政党出于私利,使决策久拖不决;“西方式民主”的两党或多党制,政党的轮流执政往往使政策不具有长期性,执政的政党对国家和民族的长远的重大利益缺乏思考和安排,而更注重选民看得见的短期利益;“西方式民主”的选举制,完全为金钱打选战,候选人在竞选中基本上靠“贿赂选民”,攀比谁开出的福利条件最为优惠,而全然不顾国力和财力的现实情况,超前许诺、漫天开“空头支票”。把“西方式民主”引入发展中国家,更造成“民主的灾难”,诸如利比亚、泰国、乌克兰等国,出现了民粹泛滥、社会动乱、国家分裂、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等现象。
而中国能够在经济社会领域继续保持向前全面发展的态势,中国民主政治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驱动力,就是以“中国式民主”治理的有效性为根本的前提条件的。
(《北京日报》9.14 许耀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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